虚荣，乃人类七欲之一，知识界尤难免，故虚荣奖饰如勋位勋章之类，不宜多颁，不患安家庭社会，方可节实职而减贪污。（《小日报》）
狂捧张爱玲未见太肉麻
钱眼
张爱玲的《金锁记》，剧本写的极佳，张瑞芳曾要求修改，而“文华”当局却因为她是摇钱树不敢得罪她，并未修改，所以张瑞芳便称病不演，“文华”因找不到另外适当的人选，一定要张瑞芳演，而张瑞芳因《松花江上》一片在上海得“文华”之助方能排在“大光明”等影院上映，同时“长制”在北平拍片，也是“文华”转借给摄影棚的，她当然不好意思坚决拒绝，所以要等她病愈之后，再能开拍。
张爱玲的才气已尽，这是看过她《金锁记》的剧本者所说的。但偏有人替她辩白，说这是她的不朽作。杂货能够爱玲的作品出了词藻漂亮之外，其他一无可取，而竟然有人称她是不世出的作家，竟然称她的作品是不朽作，那中国文坛上的不朽作不知有多少了。
有人说：张爱玲是女的，所以有人要捧她。此人一向是捧女人胃口最好的一个，无怪他硬要说张爱玲是不世出的女作家了。因为在他眼里，连一个麻皮女人也当作绝色的。（《小日报》）
张爱玲骂张瑞芳
未人
张爱玲是一个最流行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都是她编的剧本，十分为观众所欢迎，不过有人说：她的才气已尽，所以编的《金锁记》一塌糊涂。
而外间竟传说张瑞芳拒演张爱玲的《金锁记》。张爱玲信以为真，肝火大旺，大骂张瑞芳，以为张瑞芳轻视自己作品，实在是受左倾作家鼓动，这样一来，两张之间，形同冰炭，看来《金锁记》或有告吹可能。据说：此事金山在调解中，解释这一番误会。（《小日报》）
张爱玲严遭盘问
彭朋
张爱玲在敌伪时代虽全靠吴江枫一手提拔，可是她对他们这些人似乎很看不起，柯灵为其所佩服者之一个。那时她写了一个剧本，没有出路，百般思索，忽然想到了柯灵，可是一上去就要人去“推销”剧本，似乎难于启口，就先常常借机会到柯灵家去，有时带一点水果糖食之类的东西，骗骗小孩子，一去就和高太太闲谈，什么都谈，马屁功夫一等。
好久以后，柯灵受她的马屁，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张爱玲趁这个机会，就把《倾城之恋》塞上，这个剧本实在不能用，但既然答应了代她介绍，没法子，只得代为修改，闻说颇费一番心血哩。
就在张爱玲常去柯灵家的时候，柯灵突然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注意，有一晚，他们在家里静静的谈着，日本人宪兵来捉柯灵，日宪兵看见张爱玲，问她是谁，张爱玲吓得脸色苍白，一句话也回答不出，还是柯灵机警，他知道要如说出张也是作家难免受累，就推说是自己太太的朋友，张爱玲就此逃避不测。
过后，张爱玲每逢提起此事，仍惴惴不安呢。（《上海滩》1946年5月4日）
附逆未遂之女作家
张爱玲琵琶别抱
章绪
张爱玲之“看中”胡兰成原是胡的“捧力”所致。但他两人最初的相识，还有一段故事的，爱玲出道系某公的刊物上连登数篇小说，又发动各报杂志加以粉饰批评，渐引起读者注意，尤为胡兰成注意。会陶亢德正欲胡兰成为其撑腰而攫得“太平书局”之老板背影，遂毛遂自荐甘为“拉马”，约会于飞达咖啡屋，其中亦有柳雨生参加。
在先前袁殊亦曾用《杂志》之大稿费欲发动张爱玲之心，殊知爱玲既爱钞又爱人好，兰成与袁殊，言钞则袁多于胡，言人则胡高于袁，且张不齿袁之官僚习气，喜胡尚具书生本色，因此一拍即合，而胡则大卖力气写《张爱玲论》而轰动当时“文场”，表示爱玲已成“胡记”。
自此以后，往返甚密，有一时期张胡皆辍笔，盖正恋爱白热化耳，一天胡兰成佯言将赴南京公干，须三四日方返沪，由其妻（亦非正式者）伴送上火车，午后其妻往游兆丰公园，陡见池塘暗柳之下，乃夫正与一女郎相偎而坐，情语喁喁，当时醋性大发，疾趋上前给该女郎两记耳光，兰成窘状莫名，该女郎即张爱玲也。一场醋打，闹得游人大大惊笑不已。
张爱玲经此侮辱，决心与胡妇以报复，岁月易逝，不上半年，遂有胡兰成夫妇脱离关系之启事刊登各报，而胡张恋爱成功之消息亦传遍文化圈中。
胜利后，胡逆潜匿，而张则改弦更张，琵琶别抱，正埋头写作，以求新的如意郎君，实一附逆未遂之女“作家”。（《大公报》）
张爱玲研究论争综述
概说
张爱玲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热门文学现象，也是继“红学”、“鲁学”、“钱学”之后的又一门显学。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由“张爱玲现象”引起的各种讨论和论争，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界从来都没有停息过。本文重新审视“张学”研究过程中的各种论争，力求对这些不同的声音做出梳理，再现张爱玲研究历史上不同观点的交锋。这些不同的观点，既有学理上的冷峻阐发，也有感性笔墨的温情着笔；既有弥漫着浓郁历史感的愤怒记忆，也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自信阐述。把这或推崇、或批评、或别有幽怀、或满腔感慨的文字综合在一起，也许能给人一个真正多样性的、血肉丰满的张爱玲。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张爱玲研究的论争中，主要出现了四个方面的不同观点交锋。第一次交锋发生在“张爱玲现象”的缔造者和张爱玲地位的奠定者夏志清和台湾文评家林柏燕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对于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以夏志清为首，包括水晶、王德威等人在内的研究者都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尤其是夏志清，几乎将张爱玲的地位提高到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无人能及的地步；持相反观点的主要是70年代台湾文评家林柏燕和王拓。他们的反对观点主要体现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和《从另一个角度谈张爱玲的小说》两篇论文中。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和台湾作家朱西宁以及王翟、银正雄之间。唐文标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的《张爱玲研究》和《张爱玲杂碎》两书体现了他在张爱玲研究和资料搜集上的勤奋，但是唐文标的努力是想更全面更具体的批判张爱玲。他的批判主要在“文学功能论”和“殖民地作家论”两个方面。对前者的反应有银正雄的《评唐文标的论张爱玲早期小说》和王翟《看》，后者有朱西宁《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坛，围绕张爱玲的政治文化身份的确定，以张泉为代表的挺张与以陈辽等人为代表的批张一方形成激烈的交锋。双方往来的论述文章较多，主要有张泉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二论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和陈辽的《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也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原则”》、《张爱玲的历史真是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等文章。相关的文章还有古远清的《海峡两岸“看张”的政治性和戏剧化现象》等。
第四次争鸣是二十一世纪初，香港的刘再复再次针对夏志清给张爱玲的文学史定位提出质疑，并因此谈到文学史书写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他的观点体现在长篇论文《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夏志清对他的辩驳观点也有自己的回应。
第一章 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论争（1）
张爱玲在40年代的上海文坛红极一时，由于胡兰成的汉奸背景，她在40年代后期逐渐沉寂下来，50年代初出走香港，后又赴美。其间的创作再没有达到40年代的高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给她以很高的评价，随后有水晶、王德威进一步发展、阐述，遂引起海外的张爱玲热。对于张爱玲的这一定位，台湾主张写实主义的文学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却有他们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一方面认可张爱玲的文学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从五四以来写实主义的角度讲，他们认为张爱玲还达不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地位。
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他的小说史写作，一反大陆文学史写作模式，把那些在大陆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师陀、张爱玲的一一打捞出来，还他们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得到肯定的一面。在论述张爱玲时，夏志清不惜破例给张爱玲42页的篇幅对她的作品进行评析，并大胆断言，“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是近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在把张爱玲和珍·奥斯汀对比时，夏志清说他们“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从张爱玲“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的悲哀。”夏志清借鉴“新批评”理论对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做了细致的分析解读，从文字、色彩、音乐、意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微妙把握几个方面，给读者做了介绍总结。他从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入手论述《金锁记》，断言《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的是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对于张爱玲的长篇小说《秧歌》，则“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本来，能把张爱玲单章论述已是惊人，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