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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构严整、完美，意象丰富、鲜明，暗喻妥切。
② 对人性的刻画清楚，挖掘深入。
③ 善于驾驭中国文字。
④ 善于运用讽刺性的文字，而达到悲剧的效果。
⑤ 对中国的人情风俗有深刻的了解，深具中国特色。
对以上这几点，王拓承认是张爱玲作品的特色。但是他认为研究者们过分忽略了张爱玲的小说在内容上与精神上的某些缺陷。这些批评家们的批评可能会把读者的关切与兴趣轻易的引向一个过分追求自我的狭窄的世界里，而忽略了更广大的社会群众的生活现实。因此，王拓认为，有必要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张爱玲的小说，这样或许能收到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效果。王拓从张爱玲的家世历史和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活内容入手，认为张爱玲虽然对历史有深彻的领悟与了解，却没有在她的小说中为我们塑造更能代表时代总量的人物。王拓指出，张的短篇小说，“写来写去总是离不开生活在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地方的没落贵族”。而整个民族的血泪与社会的大变乱，却不会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留下鲜明的痕迹。从这个角度出发，王拓认为，“我们即使承认张爱玲的小说，对于反映她那个环境，以及那个环境下的人物性格的刻画与挖掘有其成就，但是我们却不能同意她所塑造的人物‘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总量’、够资格称为‘时代的广大负荷者’。”
王拓发现，张爱玲的小说与她所生存的时代有很大的隔离。“她对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之陌生，已经达到了惊骇的地步。”而评判一个作家的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能够对于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所共同面临与关切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洞察力。一个对社会与历史有深刻的洞察力，对共同生活在一个文化环境下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有深切关怀，并且在文学上有高度的创作能力的作家，即使是以嘴卑微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也一样可以生动，鲜活的反映时代与历史的真相。不能想象，一个对周围剧烈变动的环境茫然无知的人可以称为伟大的作家。
因此，王拓指出，由于对时代的过分陌生和欠缺关注，张爱玲的小说带有一种为写实而写实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空虚的艺术至上论。
林柏燕和王拓的批评，立即得到水晶和夏志清的回应。夏志清以他一贯的风格说，“假如林先生派定我是‘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我将引以为傲，因为我这里‘功臣’之功，也是改写中国文学史之功”。水晶则强调张爱玲对台湾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其“影响力的深巨，足以震撼的人‘一愣一愣’的。”他并且举台湾的作家朱西宁和王祯和为例，认为他们和张爱玲“有近乎师徒的关系”。水晶预言：“张女士注定要在台湾，成为最重要的作家，受到许多后来者的推崇与赞美。”
第二章 朱西宁、王翟、唐文标的论争（1）
唐文标的在关于张爱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方面很是引人注目。但他研究张爱玲，主要从写实主义的文学批判观点出发，对张爱玲所写的世界多有批评。《张爱玲杂碎》一书主要从历史背景、张爱玲的小说内容/世界以及张对这个世界的建造几个方面，认为张爱玲是在一个没落的环境中写出的没落的景象，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这篇论文中，唐文表先是考察了张爱玲小说发生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张爱玲“代表了上海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而40年代的上海租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地。那些生活在这个殖民地的遗老遗少们，仍然信守自己千年不变的旧制度生活，“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清朝’，他们留辫子、纳妾、抽鸦片、捧优伶、赌博、打麻将、莳花养鸟，悠闲的他们仍在沾恋昔日的荣光。”对上海租界，唐文标借用张爱玲的话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上海旧家庭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绝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它的逃避是向着死亡的。”在这个走向死亡的世界里，旧式的所有的一切都日益的衰颓，日益的衰微。而张爱玲则是这些遗产的继承者。在此基础上，唐文标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作家，受他的环境，他的经验所囿限，他如能反转过来书写他的环境，他的经验，正是他所以成为作家的起点。然而，他进一步强调，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不包含价值判断，作品中道德批评的减少很容易将善恶倒置，影响人类社会的平衡。“我们不能不诉之作家良心：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什么？究竟写作的目的何在？站在什么立场写？”他认为不考虑这些基本的问题，随意的写作不仅危害了作家本身的文学，恐怕会对人类没什么利益的。
持着这样一个道德批判的立场，唐文标发现，张爱玲的世界是一个死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就像张爱玲《花凋》里所写的：“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对于张爱玲所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唐文标认为带有“趣味主义”的毒害存在。是民国初年上海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风遗绪。这类小说技巧上以趣味为主，题材以人间恶德劣行为对象，这类文学是有害于人性社会的。
由此唐文标提出严肃文学写作的问题。“严肃文学中应有人性标准，应有道德制裁，应有‘君子爱人以德’的内容。”据此他批评张爱玲小说（如《金锁记》）里面的人没有成长，没有为“做人”而挣扎过，作者这样对人物的描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如果作者要把这个鬼世界与正常世界连在一起，大可以用一些对照的方法，写一二个青年学生，写他们有希望的一面？为什么一定要写的人那么绝望，那么困与小圈子，那么卑劣的在终日盘算？”
针对唐文标的批评，朱西宁在《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读》中予以驳斥。朱西宁首先指出唐文标一方面批评张爱玲的作品“缺乏时代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封她为“殖民地作家”的论断是轻率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批评唐文标只知“有”的世界，凡事总要求合理化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少有能领悟超理性的“无”的世界。这是不自觉的脱离自己民族文化的道统之故。“若以那样的理性标准给张爱玲先生的作品定罪与定价，实在是太可怕。”朱西宁问道：“（这样下来）《诗经》……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中国文学还能剩下多少是有时代性和社会性？即以《红楼梦》而论，其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第二章 朱西宁、王翟、唐文标的论争（2）
朱西宁认为张爱玲是文学写作上的先驱者。他说：“先知先觉者更早的便已指出‘次殖民地’的中国地位，……我们这辈后知后觉者于今天的西安市中才算一一得到印证，服了他们。而不知不觉者，仍还搞不清楚自己家身在何世，生身在何处。”“所以先觉者虽非预言家，却似预言家，作为先觉者的小说家，则应是预言者。所谓艺术家走在时代前端，其实即是这个意思。”他指出唐文标要求作家“都应当写民族正义那样的东西”，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文学纪律，这种文学纪律总是用意义和价值做标准，拿客观批评作者的主观，是西方的批评对中国现代小说无计可施的难处。
朱西宁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认为唐文标要求张爱玲“应当”写她说不可能见到的“全盘的客观的现实”：“大肆活动的革命党”、“中国民族工商业抬头与西方资本冒险家抗衡”及其所进行的“上海这个主力搏斗的现场”和“青年学生、新文化运动、热血的中国人”等，是一种很伤文学的主张。这种主张“很会有沦为记载事实的危害”。唐文标的“应当”论和“意义与价值”论是不觉者对先觉者的批斗和*，朱西宁说：“这种方程式可以带入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式悲剧；可以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可以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也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学术界知识分子把二十世纪新猷的三*义拿去和十九世纪西洋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等相比，不说文化演进的总是后来居上，反而认定这二十世纪不符合十九世纪。迷信西洋到这样不知不觉的荒凉地步，照这种判例，则曹雪芹亦是无光的、死的。”于此，朱西宁认为张爱玲作为一个小说家，能够成功的写出她所代表的文明，写出一个大都市里主要人口中一大部分的人物、典型市民，和沉淀在这大都市底层的家庭和文化，这已经很够是一位卓越的大家了。他说：“有谁写香港的地理背景、本地景物和所在地描写能高过和生动过《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又写上海，有谁能写得出像《留情》、《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年轻的时候》、《封锁》《创世纪》那么真切鲜活？”
对于唐文标的“文学功能论”，另一位评论家王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在《看》中，王翟指出在张爱玲的评论当中，唐文标的《张爱玲杂碎》和水晶的评张爱玲的批评文字是两个极端，唐文标作为一位认真的学者，对张爱玲的佚文、材料的搜集有很大的功劳。但同时王翟也强调，唐文标指出张爱玲作品的阴暗、荒凉特征和缺乏社会性与道德批判，作者的社会良心是很热忱的，然伴着他热情洋溢的词藻却令人觉得这是一篇他对张爱玲世界的诅咒和自己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宣言，技巧的讨论则变得相当次要。而依照唐文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