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我想在那个瞬间，我的泪腺可能在某个地方出现了溃决。我站着哭，坐着也哭，睡觉的时候哭，甚至在梦里也还是哭。那年我在非洲流了多少眼泪啊，如果收集起来，恐怕埃塞俄比亚就不会有干旱之灾了。
他们等待生存的同时，也在等待死亡。如果有人给他们食物，他们就能活下来。否则，他们只能这样死在窝棚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多是这种情况。
我情不自禁地向苍天呐喊：
“上帝啊，您为什么要这样？大人受苦也就算了，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承受这样的痛苦？”
那天夜里，我久久难以入睡，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我的脑子里纷乱如麻。即使我吃了3粒治头痛的药，脑海深处还是回荡着敲打铁器的声音，好像脑袋马上就要爆炸了。
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后，我们又去了距离市中心有10分钟车程的日泊帐篷难民收容所。日泊收容所里容纳了5000多人，都是为了躲避贫穷和内战而逃到首都的人们。看见我们，大人孩子都跑了过来，伸开他们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哭喊着：“我没有英吉拉！”
因为干旱，河水已经干涸了，河边满是因找不到水喝而渴死的牛和羊，腐烂的尸体正发出难闻的臭味，我们不得不捂住了鼻子和嘴巴。寄居在上面的苍蝇漫天飞舞，还不时飞来叮咬着孩子们的眼睛和嘴巴。我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不在动物饿死之前把它们吃掉呢？动物饿死了，孩子们也跟着饿死了。不管我问谁，都问不出明确的答案。
每个破旧的大型军用帐篷里都住着大约150名难民。只要一下雨，雨水就从漏洞里渗了进来。见到我们，人们大声喊着：“我没有英吉拉！”还有人向我们展示露着白骨的大腿，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药物。
我没有英吉拉（2）（图）
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杀死我们伤害我们？为什么要偷走我们的未来？
帐篷里面简直是人间地狱。那么多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人们就在破烂的大帐篷里面对着污物生活。如果孩子腹泻，也只是把孩子挪到旁边，而他的旁边却有人用好不容易找到的苔麸在做英吉拉。
一位年轻的妈妈用黑炭状的东西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了个十字，抱着哭闹不休的孩子站在角落里。我看见水晶般的泪珠沿着这位妈妈褐色的面颊流淌。孩子生病了，年轻的妈妈却只能在孩子的额头上画十字，祈祷孩子早日康复。除此之外，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痛楚可怜地站在那里哀泣。孩子的脸皱皱巴巴，就像猴子，肚子却鼓得厉害。妈妈说这孩子不是新生的婴儿，已经3岁了，只因吃得不好，发育很不正常。
孩子有气无力，手里却始终紧握着一样东西。我仔细看去，原来是个鹅卵石大的土豆。应该是妈妈从哪里弄来给他的吧。孩子似乎没有力气把土豆塞进嘴里了，只是拼命地抓着，说什么也不松手。
在她们面前，我除了哭泣，什么也做不了。望着面对濒死的孩子，妈妈束手无策的无助模样，我不停地哭泣，直到浑身颤栗。竟然没想到给孩子一粒糖果。后来，当这些镜头在韩国电视频道播放的时候，全国的妈妈们都哭了。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附近的杰拉莱姆街的另一个难民营，情况也跟这里差不多。很多人把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做墙壁，用塑料膜做屋顶，勉强生活。到处都是被苍蝇包围的孩子，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周围都有苍蝇飞来飞去。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能看到躺在地上呻吟、气息奄奄的病人。即使孩子们原先有气无力地坐在地上，看见陌生人经过，也都马上伸出手喊：“我没有英吉拉！”这里几乎就是真正的活地狱。
即使他们快要渴死了，也不知道挖地可以挖出水来，只想着下雨的时候最先接到水，所以把家搬到距离天空最近的山顶。美国慈善团体来到这里挖井，当井里流出了清澈的水时，所有的难民都吓跑了。这些单纯无知的人们啊！告诉他们控制生育，他们也只当耳旁风，竟然还说这是灭绝他们的种族。
我们访问难民营的时候，因找不到合适的住所，只好住在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酒店和难民营是两个天壤之别、截然不同的世界。西餐厅里到处都是陪着孩子们享受幸福时光的人，他们打扮得得体又时髦。在大厅的另一边，还有人正在为孩子举行生日派对。每天早上，还有些有钱的女人趁着到餐厅用早餐，把因天气太热而没机会穿的毛皮大衣披在肩上炫耀。
我在酒店里看到一场婚礼，新郎骑着白马，新娘乘着长长的豪华轿车入场，真像电影里的画面啊。准确地说，这个酒店本身就像画中的风景，而它距离难民帐篷村只有10分钟的路程。
白天什么东西也没吃，我流着泪在帐篷村转来转去，晚上回到酒店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了，仿佛我身体的全部力量都通过眼泪流失了。我知道，这不是演员在戏中流下的眼泪，而是从人的本性中流出的炽热泪水，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泪水。
白天在难民营里访问，晚上回到酒店洗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我觉得自己竟是那么可恶，那么虚伪。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痛苦的人生。我哭泣，痛苦，感觉自己是个罪人。然而此时此刻，我却躺在柔软的床上，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我真的很厌恶自己。
在悲伤和震惊之中，我度过了如坐针毡的10天，终于到了离开的日子。离开的前一天，有个在访问期间一直陪伴我、隶属当地救助团体的埃塞俄比亚青年不辞劳苦地砍来了一捆甜苔麸，送给我做礼物。我忍不住又哭了。他们多想送给我东西啊，但又没有东西可送，所以才会砍来了甜苔麸。
这个我在最开始住的客房里认识的年轻人，此次专门负责我们此行的所有苦差事。有一天傍晚，他穿着一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又旧又短、但洗得干干净净的乳白色外套，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我的房门。我推开门，请他进来。他迟疑着走进房间，忽然，他抓着我的短袖子，跪在我的面前，恳切地对我说道：
我没有英吉拉（3）
“您是著名的演员，对吗？我可不可以跟您去韩国？我总是吃不饱饭，我想上学。”
这个年轻人的眼睛是那么清澈。我怎么带走他呢？想必他也是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来敲门的吧，可我该怎么对他说呢？我真的很为难，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告诉他说：
“对不起，我不能带你走。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惟一能做的只是给他点钱，希望能对他的学习有所帮助。现在，他却递给我一捆甜苔麸做礼物。我紧紧抱住他，他也很不自然地拥抱着我。我们两个人都哭了。这个年轻人比我的儿子还小呢！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向上帝祈祷，祈祷上帝不要再以同样的理由让我再到非洲来。
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非洲花上10年的岁月，探望那些孩子。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上帝会带我到什么地方。
同行的人们都认为年轻人给我的甜苔麸会成为负担，叫我不要带了，可我还是带上了飞机。回到家里，我把甜苔麸放进冰箱，偶尔拿出来放在嘴里尝尝它的甜味。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埃塞俄比亚，想起那个年轻人，想起抱着生病的婴儿流下水晶般泪水的年轻妈妈。
每次我在拍《田园日记》这部电视剧时，只要里面出现吃饭的场面，我都会想起那些饿得没有力气哭喊的孩子。每当这时候，我都会责问自己，我真的可以平静地坐在这里吗？探望他们回来后，难道做个节目就完了吗？这样的问题总是痛苦地折磨着我。
11年前，我动身去了那片未知的大陆，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旅行会影响我的余生。稀里糊涂开始的非洲之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活着是很美好而又很艰辛的事情，每个属于我的瞬间，都不应该让它毫无意义地流逝。这是我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体会到的深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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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这只是电视剧（1）
我去埃塞俄比亚那年，尤其是从当地拍摄的纪录片播出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连续10天，世界展望会办公室的电话昼夜响个不停。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打来电话，希望购买爱心面包储蓄罐，可见援助非洲难民的运动正在逐渐扩大规模。
我做过无数次访谈类节目的嘉宾，每当看到我在骨瘦如柴的孩子面前哭泣的镜头，主持人和其他嘉宾也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
这个节目收到的效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人们纷纷称赞我是富有爱心、做了好事的大善人。某家报纸还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超级巨星金惠子变身慈善家》的报道。我很不安，也很惭愧，感觉自己戴上了假面具。也许是因为这种感觉，当世界展望会再次邀请我跟他们去索马里的时候，我犹豫了很长时间。
但是，AFKN（专为驻韩美军播放的电视频道—译注）新闻频道连续报道索马里的惨状：路上躺着一排排的尸体，旁边站着腿瘦得就像鸟腿、眼睛深深凹陷的孩子。上次去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对那里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次不同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什么样的地方，记得我在那里曾经多么厌恶自己，多么怨恨神灵。我很矛盾。
有一天，一个在九老工业区工作的女孩子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已经积攒了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648元—译注），本想用来帮助那些少男少女家长（未成年便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年轻人—译注），但是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她决定支持“爱心面包”基金。啊，这位少女也希望我去索马里。我说，帮助少男少女家长的心愿就由我来替你完成吧。在九老工业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