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子！我今天就不搭理你了，你能把爷怎么着吧！”据说那天梦璋在堂屋里的太师椅上坐了一宿，跟个“门神”似的，方才保得全家一夜平安。
第二天一早有人就惊叫起来，人们发现在窗台上放着个小布包儿，上边照例别着个糖纸叠的小燕儿。打开一瞧是一小堆儿银制的首饰，什么簪子、手镯、别子等等，是旧时妇女结婚时的“凤冠霞帔”，不很值钱，但梦璋知道这是燕子李三昨天夜里路过这里“还人情”来啦。梦璋说这些东西都是赃物，不能留着！
然而有个在我们家干活的年轻穷花匠，哭着喊着非要这些玩意，说是回家娶媳妇用。
梦璋就把这些首饰都送给了他，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千万不要招摇呀，这可都是些招鬼的东西！”
这小花匠家住丰台黄土岗，回去以后是房也盖了、媳妇也娶了，据说他媳妇戴着这些个破首饰整天的臭美，这茬儿就让人给记住了。
多少年之后，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花匠已然变成了老花儿爷，这些首饰终于还是让红卫兵翻腾出来了，结果给他戴了个“反动花霸”的帽子，先挨斗后游街，被挤兑得差一点儿上了吊。
某年，他进城来看我爸，一推门就扯着嗓子嚷嚷道：“爷们儿，还记得当年我拿走李三儿偷的那些首饰吗？后悔没听你们老爷子的忠告，还真他妈就招了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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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碎瓦全
从1938年到1945年，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梦璋彻底歇业，而且明白地告诉家人，“饿死不当亡国奴！”这时期有日本人开的“观光局”派人来“请”他，也有“伪商会”差人来“接”他，梦璋皆以自己年老体衰为由通通拒绝，此时只能月月都得靠典当过活，幸而有不少外国朋友接济，常常在信邮里就夹着三十五十，赶上过圣诞节一次就是上百元美金。那时只要有邮差拍门，梦璋就跟我爸说：“猜猜今儿个的信封里，能有多少钱？”如果猜出来了，梦璋就塞给他“几大枚”，出去买零嘴儿。
四十年代初，梦璋变卖了大、小中府胡同的两处房产，给两个宝贝女儿办了出嫁，最后在西长安街边上的一条胡同买了处宅子，作为养老传子的所在。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导游业有过一段小小的“复兴期”，但是梦璋此时真正是日薄西山了，他强打精神出的最后一场彩儿，是在1946年的秋天，给军调部的美方代表吉伦、华德等人做导游，又一次得到中外朋友们的赞誉，此后梦璋就再也没有出过山。
白家门儿自从梦璋干不动了以后，就开始在家财上发生矛盾，以白三奶奶为首的搅屎棍子，把白家门儿弄的是乌烟瘴气。梦璋晚年整日郁郁寡欢，无所事事。终因患肠疾不治，于1949年溘然长逝，享年七十有一。
据说梦璋下葬的时候，有数百人相送，队伍拉开了比一里地还长，只是在这众多的送葬人之中，却没有看到他的长子白继圆。个中原委，容下文再叙。
梦璋死后，除了留下个用英文缩写的“—”的美名之外，还留下了相当多的笔记资料和谁都说不清楚的文玩收藏。梦璋当年最好古玉，可到了我懂事儿的时候，只知道我们家存有少部分的瓷器、字画，一件玉器我也没见着过。是日本时期给“坐吃山空”了？还是家族内部争财时被人瓜分了？我不敢瞎说。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就是这些个宝贝通通都不知了去向。
至于梦璋当年如何这般的爱玉？现在我只能凭着自己对先人的崇敬之心，做出如下判断：
祖父的名字叫白梦璋，其“璋”者“玉”也。
另又号玉三，玉器行里的人都说玉有“三节”。一曰高贵，二曰不阿，三曰纯正。
因此我方才明白，爷爷为什么自号“玉三”了……
北京来的“小爷爷”
老天爷有情有义地编排这么多的“白家传奇”，不仅教育了白家后代，也为我的人生经历埋下了许多伏笔，真可谓阴德不浅。
我是北京白家门儿这哨人马中唯一回过山东老家寻根问祖的人，那是1989年秋天的事。领导派我到曲阜参加“第二届孔子文化节”，前脚刚拜完万世师表，后脚我就下济南、走德州认祖归宗去了。
可这“认祖”的事儿也没那么容易，村子里一堆老者挨着个儿盘问你，你非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有点像杨子荣上威虎山得说“天王盖地虎”一样，要不然把你不是当“遛子”就是当“空子”给打出去。
我就把白松岭“爷俩京城赢官司，拾金不昧交库银”以及白梦璋“留洋海外图破壁，衣锦还乡创导游”这几节说了，没想到这光辉事迹在老家亦是家喻户晓。没等我讲完，乡亲们热情的巴掌就拍在我肩膀上了。
这时候有人问我：“在北京的白家，你排在哪一辈？”我说我爷爷是“梦”字辈儿，我爸是“纪”字辈儿，我是“林”字辈儿（其实我本应该叫“白末林”，是“林”字辈最末一位。只是赶上生在“大跃进”年代，压根儿就没这么起名）。
听了我的话人们炸开了，“敢情您是位爷爷呀？”村里村外的奔走相告：“北京来了一个小爷爷……”同时又搀出来一位颤颤巍巍的老者，说他是咱们这儿“林”字辈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那老者抱着我，呼天抢地地说道：“兄弟呀，一百多年啦，第一次看见从京城来的宗亲。”我这才发现我岁数虽然不大，但是“萝卜长在背（辈）上”。
在老家我居然成长辈啦？我就是“爷爷”啦？想到这儿，我自己竟然把我自己给感动了。
老哥哥带着我走村串户，给我讲这里原来生活很苦，如今党的政策好，乡亲们的主要营生是蓄养牛羊，就连北京很多清真市场上的牛羊肉都是从这里送出去的。于是我就装了一回长者，学着领导干部的口气，对“晚辈”们讲了不少鼓励的话。
最后乡亲们把我带到村口，指着一片辽阔的棉花地说：“我们的祖宗就葬在这里。”这才是我们家真正意义上的祖坟，它可以上溯到六百多年前的元代。
据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从阿拉伯过来的商人，元朝时被称作色目人。忽必烈又把他们编成“打探赤军”而镇守黄河，以后就留在了这里一代代的繁衍，就有了这远近闻名的白家集，后来又有了白松岭爷俩勇闯京城，有了号称“”的白梦璋，再后来就又有了我——这个爱出幺蛾子的三孙子……
这些事儿我曾跟我的一位搞历史的朋友讲过，他说这都是有史料可以佐证的，相当真实可靠。
我乐着说：“您别瞧不起我白明，跟你妈个穷光蛋似的。没想到我们家原来跟‘中东’那边儿还有一水……其实我们祖宗也够冒儿的，干吗非跟着丫忽必烈瞎转悠呀，要是一直留在阿拉伯，没准就是个石油大亨呢。”
我这次寻根最大的收获是从我们家最古老的祖坟上抓了几把土带回北京，算是在我爸生前我给他出的最后一次幺蛾子，居然他就乐呵了好几天，夸我是大大的孝顺。嘱咐我他死后一定要把这些带着盐碱味儿的“老娘土”，和他一起入葬。
有同事问我，老家之行都有什么感想？我叹了口气说：“哎！感想颇多呀，倒不是小瞧了老家的父老乡亲，主要是从心眼儿里感激白松岭爷俩当年怎么就那么英明？要不然我现在还得留在山东，充其量是个剔肉的……”
“印子白”
老北京的老门老户，尤其是做买卖的，总爱在姓氏的前边或者后边加上一个缀儿。比如都姓王，就有“什么什么”王或者王“什么什么”。这一来是作为同姓之间的区别，二是表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和身份，这简直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北京文化。
像“烤肉季”、“烤肉宛”、“爆肚王”、“馄饨侯”等，这些都是勤行的腕儿。还有像“金镯子马”、“铁百万”、“韭菜杨”、“玉器梁家”，都知道这是做珠宝古玩生意的。还有更牛×的呢，比如北京有名的大户“草张家”。您还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以为这草就不值钱。人家那是给皇宫里御马监供草料的，沾着“御”字儿，比曹雪芹笔下的江南织造也差不了太多。
再说说白家门儿，北京姓白的多了去啦，有“切糕白”、“豆腐脑儿白”，颐和园附近还有个以村庄命名的“大有庄白家”，这些都跟我们家没太多的关系。我一直不知道，我们家到底是个什么白？
“文革”期间，我爸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稿”里常这样写：“我们家是从山东逃荒来到北京的，祖上是靠赶大车为生……”以表明我们家是“彻头彻尾的劳动人民”。于是我就想我们家应该是“赶大车白”，可方圆百里的北京城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呀。
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有一次过春节，我爸他们老哥儿几个吃年夜饭时兴许是酒喝高兴了，这才把“谜底”给亮出来，从白松岭那儿说起，我们家是“印子白”。——哎哟喂，敢情是放印子的！这不就是放高利贷的吗？
我不知道老祖宗白松岭是怎么从赶大车的“服务业”挂鞭之后，一下子就改行儿到放高利贷的“金融业”，这悬殊也忒大啦，从“彻头彻尾的劳动人民”，一下变成“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阶级”。真有点让人接受不了，难怪白家门儿里从来没人敢提这一出儿呢。
但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也算想明白了，其实这有什么呀？三百六十行里既然有这行儿，就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也叫一种生存能力。山西的晋商开了那么多的票号，哪家儿没放过印子呀？“印子白”的出现，应该说是白松岭在封建社会里其经营理念、诚信为人和家族实力的集大成，这也不失为我们白家“辉煌”的一页。
经过考证，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地说：白松岭放印子的钱，与当年他捡的那箱子有人用屁眼儿“偷”出来的“库银”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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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太岁”的倒霉蛋儿
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