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丝“光芒”稍纵即逝，实在是太短暂了，我拼命想帮他拉住这段记忆，可我无能为力。
看着他渐渐黯淡下去的目光，我清楚地意识到父亲这团生命的烛光就快要燃尽了，心中止不住一阵阵的刺痛和酸楚，眼泪夺眶而出，好在和脸上的汗水搅到了一块，才没被人看出来。
那一刻我彻底原谅了我爹，原谅他当年有过的这么一段“红豆生南国”的故事。
买枪
由于染过恶性疟疾之后，纪元表现出对南方严重的水土不服，每每小病不断。再加上文英在北边“扯后腿”，于是在1950年年初，纪元就离开了他热爱的部队，复员回到了北京。
北归的行囊非常简单，他把“桂林市军管会”的臂章取下来，和当年“华大”的校徽放在一起作为永生的纪念。然后就是那把“救命”雨伞和部队送给他的一把德国小提琴，再别无他物了。
然而，就在纪元离开部队之前，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也是让他抱憾终生的事情。
他秘密地将当年梦璋为他藏在皮坎肩里的那条金子化掉，除了打出了一对结婚戒指之外，用余下的黄金不知从哪里换了一把手枪——同样是一把“勃朗宁”牌的精致手枪！
是他还在惦记着“复仇”二字吗？也许是吧，但炫耀的成分恐怕更多一些。
或许他想着：自己要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海淀的“合业草绳工厂”，找到那个该被枪毙的小资本家算算账，到时候我会把手枪掏出来，在你小子的面前尽情的比划，看着他跪在地上求饶，看着他被吓得屁滚尿流……
据说纪元回京后还真去过那家草绳工厂，然而却物是人非，他的那个仇人已经永远的不知了去向。纪元抚摩着那些他曾为之流过汗的机器，感慨万端。
于是他脱掉外衣，又“操练”了一回，自己打出来一骨节草绳，并和几位过去认识的工友照了张相，与日后和妻子儿女们在一起照的“全家福”做对比，照例题诗二句：“昔日工厂当牛马，今朝当家做主人”。值得庆幸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
记得“文革”时期，纪元在“挨整”的时候，他曾捧着这段草绳和照片向造反派哭辩：“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受过资本家剥削的，有草绳为证！”
弃枪
然而当时的纪元，思想实在是太简单幼稚，感情实在是太冲动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的大忌“私藏枪支”。
当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已为时晚矣。“肃反”时期传闻卖他枪的那个人“东窗事发”，不用多想，这事儿很快就会顺藤摸瓜地查到纪元头上。新婚燕尔的小两口，没有享受多少蜜月的幸福，让这把手枪给闹的是惶惶不可终日。
怎么办？上缴吧？不成！这等于是自投罗网。不上缴吧？身边总藏着颗“定时炸弹”，也不成！
思前想后，权衡再三，纪元一跺脚，做出了这个他一生之中最为错误的决定：将这只精巧的手枪连同自己近来的心病一齐销毁，把它扔进河里或者湖里，让它永远沉匿水底，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和煦的春风吹皱了北海公园太液池的一湖静水，远近是一只只的游船，少先队员们正在过队日，唱着优美的歌曲从他们的身边划过。纪元不自然地冲着他们微笑，在他看来，那些稚嫩的面庞和天真的目光，似乎都能识破自己，不由得产生了少许的“罪恶感”，心里翻江倒海，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四周围清静了，纪元掏出那把用红布包着的手枪，最后又看了一眼，说声“永别了！”就把它轻轻放入水中，手枪很快就沉了下去。
看着水面上泛起的涟漪，纪元一个劲儿地发呆，他并未感觉到轻松多少。这事儿能就此了结了吗？扔掉这把手枪我就清白了吗？他觉得自己仿佛丢掉了什么。
是丢掉了父亲当年留给自己的蒜条金？不是！金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毫无价值。是丢掉了随四野南下作战的“骄傲”？也不是！南下生涯中毕竟还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是把什么给丢了呢？纪元始终没有明白，他是把勇气和自信丢了，其实他骨子里是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即便遗传了三奶奶的暴躁和固执，却都掩盖不了他的这个致命弱点。
但是，在杂乱无章的思绪之中，只有一点纪元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是这件事情远远没有了结，沉入湖底的“勃朗宁”手枪，日后却变成了一把“达莫克利斯之剑”，而且是用发丝系着，就高悬在自己的头顶之上，这一悬就是三十多年。
可无论如何，纪元对党可以说是无限忠诚的。
他一次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一次次地向党组织倾诉自己的内心世界，一次次地寻求党员同志们的帮助，同时也一次次地在灵魂深处发出忏悔。
在这个漫长而又熬人的过程中，纪元几乎变得有些神经质了，一度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他很快就清醒了，坚信党组织一定能原谅他，一定能够吸纳他，同时也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纪元没有任何抱怨，反而更加坚定了对党忠诚的信念，即便眼前尚有一些“未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党的爱戴之情，就像甘雨滋润焦渴的禾苗，渗透了他的每一个细胞。
“结论”
1958年的5月，纪元终于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据说当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细致的纪元，将这个“结论”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才给了我今天能够讲述这段“传奇”的机会。
关于枪的问题结论
（1958年5月17日）
XX谈：关于枪的问题，局里现已了解清楚，现做出结论，请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
结论内容：
1。白纪元出身于自由职业者，现年31岁，1949年参加工作。
年肃反时，白交代曾在南下时购买手枪一支，回京后怕找麻烦未向政府交代，曾在1951年同其爱人刘文英将枪扔在北海。
3。根据我们的调查，据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材料讲，白纪元买枪是从一司机常某人处买的，属实。并与爱人刘文英一起扔掉，亦属实。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调查结果是：白所交代的问题基本属实，今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如有新情况由白负责。
1958年5月7日
同意上述处理
白纪元
1958年5月17日
得到此“结论”的一个多月后，我——这个纪元最小的儿子便出生了。
纪元来不及高兴，或者说根本就不高兴，他已经没有以往那种含饴弄子的心情了。强烈的进取心，驱使着他拖着病弱之躯，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当时“大跃进”年代那火热的工作当中，继续向组织表明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
纪元认为有了上述“结论”，自己如释重负，从此可以清清白白地做人了。
遗憾的是他又想错了，事情仍旧没有这么简单，那把“达莫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被人摘下来，一到关键的时刻，它就又忽忽悠悠地悬在了他的头顶。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六十年代中期纪元的几则“日记”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1965年11月3日（与X处长谈话）
关于我的入党问题：
X处长谈，不少同志都有（入党）要求，前些时候支委都研究过，你也准备研究。但我的问题主要还是枪的问题，和老X一样，需要找证明人，他是什么情况下脱党？我的情况也是一样，也要找证明人，证明从谁手里买的？证明扔在何处？
我谈，这个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怎么又不清楚了？我一定协助组织弄清，关于从何人手里买的，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可找李XX了解。X处长谈，研究研究吧，需要补充再来找你。
通过谈话，我深深明白若干年来，还是枪的问题，看来过去没有认真、全面了解和研究过我的问题。我一定努力争取和领导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1965年11月4日 大事记（与X处长谈话的第二天）
昨日和X处长谈后，回家思索，觉得领导还不太了解我过去的“结论”情况，我找到了58年5月的日记，把结论记录都叫X处长看了，X处长说，这样就好办了。我表示一定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奇怪！怎么领导上过去不看我的材料呢？）
1966年2月19日 大事记
X处长找我谈：我的枪的问题经研究后和我所谈的一样，历史已搞清楚并说不久支委将讨论我的申请。我准备把近一年来的日记都交给组织看看，把我的心交给党，以便更加了解我的一切！
…………
纪元在这几则日记当中，凡是提到“枪”字，都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可见对此事的讳莫如深。
这些日记今天读起来，怎么能不让我感伤复感慨？
我为自己父亲多舛的命运而感伤，更为他对党的忠诚而感动。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里，或许像纪元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正是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和各自不平凡的经历，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悲怆乐章。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
我质问自己究竟在干着什么勾当，是在写作吗？不是！我是在“解剖”自己的父亲，并不无残忍地将父亲天生就脆弱的神经一根一根地“剥离”出来，哪怕那上边是血迹斑斑，任凭它疼痛得在我这字里行间战栗……
唉——如果仅仅是为了写这本书，就把父亲原本完整的人生“撕碎了给人看”，那我可就太不是东西了！
古玩与家训
梦璋当年做“义导员事务所”的时候，跟古玩界多有交往，早年跟着登莱普的屁股后面转，多少也“练”出了一些眼力。那个时期，在古玩界里虽然“蒙事行”的勾当屡见不鲜，但“行里人”大多还是比较讲诚信，况且梦璋是导游里的“头牌”人物，古玩行里求他的人扯了去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