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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
——记七十年代我的一个朋友
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一
那是1972年暮春的5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
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棵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2）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回，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刹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己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净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1972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内地，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3）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画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
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