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也就是新闻界，一下子关注起这桩“世纪自杀”事件。一切与毕加索有关的新闻都是记者炒作的热门话题。
“著名画家的孙子在爷爷去世后不愿意苟活于世。他只有二十四岁。”
“毕加索的孙子处在阴影下、贫困中。”
记者对丑闻有特别偏好，他们窥伺着，在我们私生活的角落里寻觅着，凡是与我们接近的人他们都采访遍了，对流言蜚语趋之若鹜。他们详细报道我们的生活状况，添枝加叶，无中生有，夸大其词。我们是牺牲品，是受虐待的对象。
“在自己亲爷爷豪华别墅几百米远的地方，他们身陷极端穷困之中。”
母亲与这些流言蜚语大概不会毫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我关心的只是哥哥的康复。
没有任何关于玛雅、克劳德、帕洛马和父亲的消息。他们无颜来见还是害怕在媒体上露面？他们为什么不敢露面？绝望难道可以传染？
只有玛丽…泰蕾兹·瓦尔特表现得慷慨而又仁慈，敢于接近我们。她来看我母亲，对她说：
“我手头有毕加索的两幅画，我想办法卖掉换点钱。”
爷爷去世后，她连微薄的抚养费都失去了，手头并不富裕，但还是愿意让出这两幅油画帮我们一把。巴勃利托在德拉丰托纳住院已三个月；需要钱。她的良知和爱心令我肃然起敬。后来我成了毕加索财产继承人，有能力偿还这笔钱，对她的好意和勇气也是赞赏有加。
她的异想天开却令人拍案叫绝。请看她后来写给我的这封信：
“如今你自由了，要补偿我为你和巴勃利托所做的事情。既然你问我喜欢什么，那我告诉你，给我买架直升飞机吧。”
买架直升飞机，真想得出，这是个玩笑，想想也很好玩，或者出于面子吧。
把面子推到了极致。
过了一个半月，父亲终于在德拉丰托纳医院露面了。一位护士告诉我说他在医院门口，急于想进来。
“巴勃利托，他想见你。”
巴勃利托把脸转过来对着我。他连说话都没力气了。我弯下腰，轻轻对他说：
“巴勃利托；他想见你。”
他苦笑了一下，轻声对我说：
“告诉他，太晚了。我已无话可说。”
哥哥体重只剩下二十八公斤，靠输液维持生命。他的消化系统已无法修复，属于残疾人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筹划着未来：
“我保证，咱们永远不会分开。”
“我写书，怎么样？”
“巴勃利托，你会写出好书的。”
“告诉我，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咱们俩找一所房子。你我有各自的房间。要买好看的窗帘挂上。你有自己的书房，还有打字机。”
憧憬未来，可以让他对生命产生信心，忘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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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毕加索》27
7月11日，星期三。护士把巴勃利托抬到楼上的一个房间。医生拔去了他的输液管。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千万不要哭，要强作笑颜。
“你知道吗，玛里娜，我觉得自己好多了。不那么难受了。”
他不知道已经给他用上了吗啡。
“休息吧，巴勃利托。你很快就会好的。现在，我要走了。明天我会再来。”
我必须离开这个房间，我要医生对我讲实话。无论如何，我要知道真相。
我从实习医生的眼神中看出哥哥的性命是没救了。我不相信。这太不公平了。
“他……他不行了？”
“回家去吧，”医生用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要是有事，我一定会给您打电话的。”
我蜷缩在沙发里等待天亮。母亲太操心，累坏了，先去睡了。我看看表，差一刻4点。时间以秒计算，我焦急地等着天亮。
明天。快来吧，明天。
4点。电话。该死的电话。我心惊肉跳，抓起话筒。天晕地转。
“结束了。您哥哥去世了。”
那一天是7月12日。巴勃利托受了三个月的煎熬，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
医学无能为力，毕加索的名头也无能为力。
媒体轰动了。电台、电视、所有的杂志都在炒作哥哥的死亡。更确切地说，人们谈论的是“毕加索孙子”的死亡。
“他叫巴勃罗。跟他祖父同名……”
哥哥终于有权叫自己的名字了，死亡中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父亲还是杳无音讯，而他肯定已经知道亲生儿子的死讯。记者把巴勃利托的去世炒得沸沸扬扬，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也不愿意见他，但得征得他的同意，好把巴勃利托葬在奶奶奥莉嘉的墓地里。昂蒂布的一位青年律师同意给他写封信，当然是免费服务。这是唯一的途径，没有别的办法。又一次，回信非常简捷：“我不反对。”
剩下的问题是筹措安葬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哪里能筹措到这笔钱？我们已一文不名。
戛纳，咖啡馆的露天茶座，学生们在窃窃私语。他们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张钞票，递到一位同学手中。旁边桌子还有另一位同学，把捐款人的姓名写在一张纸上。
同学们在捐款，可是不让我知道，他们用这笔钱付清了巴勃利托的全部丧葬费。
躺在奶奶奥莉嘉身边的巴勃利托，你还记得她说的这些话吗：
“现在你是大画家的孙子，不久的将来你会成为小画家伟大儿子。”
夏多布里昂学校的朋友们明白其中的意思。他们表现出的仁慈，已经表明你比画家毕加索伟大得多，伟大得无法比拟。
戛纳新教徒公墓。一名男子躲躲闪闪地站在戛纳和儒安湾的亲朋好友后面。
他在哭泣。
这名男子，是父亲。
痛不欲生，神经已麻木，我已不敢奢望他能来请求儿子的原谅。
。。
《我的爷爷毕加索》28
我对世上的一切已经漠然。起床，沐浴，屋子里走几步，与人擦肩而过却视而不见。无争、无欲、无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巴勃利托不在了。
其他都与我无关。
米耶娜，我在心中已不把她视为母亲，总是没完没了地唠叨自己的不幸。
“你哥哥，唉，你那可怜的哥哥。”
她动不动就哭泣，抱怨，唉声叹气。
“我要写一本书，把一切都记下来。毕加索和我……毕加索和你父亲……毕加索和你哥哥。一切的一切，我要把一切都写出来。”
她的毕加索综合症又犯了。她都处叨叨，抓住过路的就说个没完。不管是杂货铺老板、面包房老板、药店老板，还是来买东西的顾客，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成了她的听众。
“唉，你们要是经历过我那些灾难！”
她抱怨自己的穷困，抱怨不得不做出的无私奉献，抱怨自己不得不忍受的折磨和耻辱，而毕加索，卑鄙的毕加索却死在亿万财富之中。
“为了一口面包都得求他。”
每个人对她的境遇都深表同情。沦落到这种地步，确实值得同情。
这种到处诉苦的作法让我感到恶心。我这个人是有泪宁愿咽到肚子里，保持沉默，不事声张。我的沉默被人误认为是冷漠、没心没肺，理应受到母亲的严厉斥责：
“天理何在？死的应该是你。”
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巴勃利托。我是个女孩，属于母亲不喜欢的那种人。
为了让她爱我，我尽量满足她的所有要求。打扫房间，做饭，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身体虚弱，精神不济，得了厌食症。她才不管这些呢，有我没我都一样。
我回到救济院去上班，又与那些孤独症患者和精神分裂症儿童呆在一起了。可是现在，我已无法忍受他们的喊叫、发疯和可怜相了。巴勃利托给了我太多的刺激，一直回不过神来。
我应该离开这里，在我和母亲之间，在日常生活和现实之间拉开距离。我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自己给自己一条出路，忘掉眼前的一切，找个独处之地，回忆一下我的哥哥。
我放弃了工作，奔伦敦而去。我在一家学生公寓找了个栖身之所，房租非常便宜。LTC学校公寓接收从欧洲各国来的女学生，有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当然也有英国人。为了排遣烦恼，晚上我和同学一起去看足球比赛，跑遍全城，为了生存什么活儿都干：当保姆、卖唱片、贩衣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给妈妈打电话。尽管她对我不好，但我需要听到她的声音。可是她一接电话不是挂断，就是说没时间和我说话：
“你电话来的不是时候。”
真的，我真是生不逢时。
我决定对生活的某一部分略过不谈。
如同讲童话故事一样，以“从前”为开场白，以“他们子孙满堂”为结尾。
这个“从前”始于我十五岁那年。我的王子（故事中肯定有个白马王子）是医生。他身材魁梧，蓝眼睛。以我幼稚的目光来看，这位王子完美无缺。医生可以医治痛苦，而我有那么多痛苦。我想他是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非常天真地把他理想化，仿佛已看到我的头靠在他坚实的肩膀上了，那是一个医生的肩膀。我把男人和职业合拼在一起了。
他……
这里要留下一段空白。只有我和这个男人生下的孩子加埃尔和弗洛尔才能让我填满这段空白。这段空白是个绝好的题材；可以写成一部书，但我永远不会去写。不过；假如加埃尔和弗洛尔有一天愿意的话，我可以解开他们心中的疑团。为了生存，我已学会了沉默，但对他们，我会随时准备讲出事实，全部事实。
点点滴滴，绝不隐瞒。
孩子们心中清楚我是多么爱他们，尽管付出这种爱要经受很多磨难，还要担惊受怕。
加埃尔，我希望你知道自己有能力得到别人的爱。要做到这一点很简单，那就是自重，绝对不要弄虚作假。未来与乌托邦不可同日而语。毕加索的名字远不是一顶桂冠。要珍惜加埃尔这个名字。人们对我说过，加埃尔在爱尔兰语中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