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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升学制度强调的是以学校的学业成绩评价学生，因而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是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即以当前的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这种选拔的程序显然缺乏对那些有利长远发展的潜力和综合素质的关注，也导致很多学生以牺牲综合素质来换取高分。最可悲的是，有的学生是以综合素质换取一门竞赛成绩。譬如，某大学曾录取过一名得过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大奖的学生，可是入学后发现这位学生的语文功底实在太差，毕业时甚至连论文都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
高校选拔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到底什么是人才？什么是聪明？什么是值得关注的才华？什么是最值得培养的人？
从古代的科举考试直至今天的高考，不难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人才的选拔方式都是通过统一考试来甄别出众的人才，即以同样的试题来判断出类拔萃者，这种选拔属于在一定框架内进行横向比较。古代科举考试对八股的程式和诗赋的韵律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以诸多限制来提高考试的难度及可比性，以利甄别出才思出众的人才。在中国之所以对西方人所看重的个人化的独创并不注重，正是因为那种特立独行的独创并不是大家都可为之，而少数人的独创不足以构成多数人进行比较的标准。
古代的科举与现代的高考尽管考试内容不同，但在识别人才的标准上却是相通的。科举考试注重的才华比当今更宏观一些，主要关注的是政论、治国、文学方面的才华。科举考试中的“策”用以考治国谋略，“论”用以考学识与理论思辨能力，诗赋则用以考思维的机敏和才情。
从当今考试对数理难题的精细制作中，不难看到与当年科举考试的机巧诗赋有着相同的本质，即对考生的机智、聪明度的要求。科举考试注重用比喻、借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来间接婉转地表达思想，现代的高考则是要求学生能突破层层陷阱而找到藏匿隐蔽的标准答案，共同点都是要求考生对隐匿曲折含意的心领神会。中国人对聪明与否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思维的灵巧性和敏捷度，无论是古代科举考试在诗赋意蕴上的刻意要求，还是如今数理考试中的弯弯绕难题，都表达了对思维机敏性的赞赏与推崇。
观察我国如今的高考制度与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社会功能上是极为相近的，都是作为社会分层的工具用于国家筛选人才。另外，上大学不仅是社会地位提升的基点，也是获得才智方面高社会评价的基点，即个体通过应试成功可以获得物质与精神双方面的满足。从本质上看，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在选拔方式及人才观方面都是很一致的。
目前我国学校的教育功能让位于学校的社会筛选功能：为了公平，选拔的方式是全国统一的笔试；为了公平地照顾贫困地区的孩子没有实验条件和计算机条件，考试内容尽量以书本知识为主。为了公平的筛选，西方的许多选拔措施在我国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诚信度。譬如，社会服务、义工的评价信，如果放在中国是可以造假的。在国外通行的专家评价信、教师推荐信等考试以外的评价标准放到我国都成了学生自己写，签上专家或教师的名字。正是我们中国社会讲人情、重通融的文化造成了这种现象，因而使多元化的选拔方式难以实施，由此也说明教育改革的受限还是源自传统文化的制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从高考制度看人才选拔缺陷（3）
中外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不同的，在西方已经有足够的余力去考虑如何为优秀人才的成长铺路；在中国还只限于考虑如何让不同背景的学生以公平的方式通过升学来改变命运。我国学校教育功能的缺失受制于教育的筛选功能，当西方的学校教育以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来实现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时，我们的学校教育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教育资源以实现获得社会生存地位的起点公平。
高考原本是要帮助大学发现那些最有潜力在学业上成功的年轻人，但升学考试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出题者与应试者的斗智、较量，出题者挖空心思设置各种误区和陷阱诱使考生出错，而考生则想尽办法在考前搜集各种可能的陷阱模式，以避免误入歧途。显然，这样的测试与选拔学术潜力者已无直接关联。
什么是人才的识别标准，中西方的认识是有差异的，智力评价的标准受制于文化价值观。我国高考之类的选拔型考试，以其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表达了特定的人才偏好：脑子快，思维敏捷，语言机巧，对细微之处的觉察度高。与中国更注重人才的精细性所不同的是，西方人对人才更多地讲究眼光、视野、对事物的综合把握、思考角度新颖、有创意等等。
中国教育所推崇的聪明更多地体现在猜度他人的思绪，揭开层层谜团，西方教育更推崇于自我潜力的开掘，以产生有别他人思路的创意。西方人比较注重人的发展潜质，中国人判断人的聪明与否，是当场显示的机智，而不是以后的发展潜力。中西方对智力的判断，前者更接近于小聪明，后者可属于大智慧。
中国的智慧标准与西方的智慧标准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宇宙自然的理解和控制，中国人则认为人类最高的智慧体现在对人的理解和控制。西方的智慧标准更注重从无到有的发明创造，中国的智慧标准则是赞赏从直到曲的机智谋略。西方所推崇的聪明人多是深刻揭示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和巧妙利用自然力量的发明家，中国所推崇的聪明人多是精于处世且深谋远虑并随机应变的精明者。
从文字来看，西方人的智慧更多的是体现在理性思维上，而中国人的智慧多体现在感性思维上。西方人更注重把文字作为思想情感交流的工具，而中国人更注重把文字作为文采学识展示的门面。“表达思想情感”自然是越简单越清晰越好，而“展示文采学识”却是越曲折越绕弯越显得精深。
人的智力特征总带有所属社会的文化烙印，或者说，文化烙印会在智力形成过程中留下必然的痕迹。中国的考试历来注重知识的复述、背诵、记忆，在这种对书本知识的记忆力和反馈速度的考试要求中，明确表达了中国传统的智力概念：能够在大脑中大量储备书本知识，并在被提问时快速提取的人就被视作是高智力水平的聪明人。记忆力好更是聪明的一大标志。在这种智力观下的选拔型考试促成了中国学生的认知特点：依靠背诵记忆、反复训练的方法掌握知识，注重记忆的效率与策略，同时也表现出记忆力有余，创造力不足。思维的特点一般是从流畅性、新颖性、灵活性、深刻性等方面来判断。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往往是流畅性和敏捷性有余，但新颖性、灵活性、深刻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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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精英教育看智育理念缺陷（1）
超常教育的失败案例从反面说明了，智力水平再高的人，如果根本无意从事学术研究也必将与科学事业的成功无缘。
超常教育的失败
超常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而我国以往的超常教育表达了我们对成功要素的错误理解，即科学事业的成功取决于超常的智力或超常的学业能力。这种教育观念对个人的影响是，过度重视自身的学业成绩而忽视了其他能力的发展。
超常教育在我国已经开展了几十年，从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超常儿童实验班到大学的少年班，已经形成了超常教育的完整体系，即幼儿园的超常教育为小学的超常班提供生源，小学的超常实验班又是以中学的超常班为目标，而中学的超常班更是以考入大学名校和少年班为成功的标志。论及大学少年班的成败，如果按照超常少年班成立时的初衷，即以培养尖端科学人才为目的，那么我国的超常教育是非常失败的。因为这些当年的超常少年接受完超常教育之后多数人都远离了科学事业，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原来的专业。
30年前，一些著名科学家建议，希望国家能够像培养文艺体育人才一样从小培养理科人才，即对天资优异、富有创造潜质的学生进行特殊教育。由此，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全国高校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科超常少年培养基地。
2008年3月17日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少年班毕业生跟踪调查结果，这是中科大首次对少年班进行系统完整的总结，并对外公开经验：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自1978年3月9日开办至今，已有30年历史。30年来，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总计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的人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获得硕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约20％的人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职，多人成为国际顶尖科学家；有超过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占35％。
从科大提供的这份似乎是在炫耀的信息中，还是能看出明显的负面问题。这些以“天资优异、富有创造潜质”而作为理科方面学术精英培养的超常少年，最终只有20％的人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已毕业的学生中只有﹪的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职。这样的成果对于实施科学精英教育的大学少年班来说不仅不值得骄傲，还值得深刻反思：以理科学业超常为选拔条件、以培养学术精英为初衷的超常教育，最后怎么会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科学事业，而绝大多数却都远离学术领域。
如何解释这些当初因为有理科方面的天资且经过千挑万选而精心选拔出来的神童，经过几年超常教育之后却都远离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