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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表达”的“热恋”中不忍这“情绪”离去，但意犹未尽的欢乐在寻找一个分享者。我抄写一份寄给远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彭逸林，我同他从少年时代就结下文学的友谊，他理应成为“表达”欢乐的见证。他的回信令我兴奋，他喜欢这首诗并建议我寄给北岛。而我那时更执着于厮守而不是发射，我保护得良好的内省并未因“表达”而中途夭折。一首诗应该软弱而美，像一个人或光阴，悄然触动又悄然流逝……
１２年后，一位德国汉学生告诉我这是一首她或德国人喜欢的诗，同时还向我提出１９个有关诗歌写作的问题；张枣通过这首诗认识了我，“它是有关言说和寻求自我位置的宇宙真理，它的激情是面对世界而不是祖国”；在肯尼亚内罗毕一所大学的夏日晚会上，一个黑人在我的朋友李冰的引导下朗诵了这首诗；我后来甚至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日语书写的《表达》版本，在日本它被译成《表现》，日本人会怎样想呢？当他们读到：“千千万万的人在广岛死去了，日本人曾哭泣过”这两行时；在荷兰，第２１届国际诗歌节，柯雷（Maghiel VanCrevel）——一位年轻而有活力的汉学家将我“表达”的白日梦译成了荷兰文；接着我还读到了英文和法文的《表达》，在美丽而甜腻的法文中，《表达》将在法语的能指上发出奢侈的小舌弹音。变幻多端的语言把《表达》编织在各自缥缈的幻想或幻觉中，在异域他乡的风景和气息里流动；在１０月的晚上，或８月银白的夜空下，《表达》有着它自身的更多的快乐，它早已同我告别，我２５年由来已久的激情经过它圆满的出口倾泻而去，它白色的翅膀已经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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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去见梁宗岱（1）
１９８１年５月一个适宜的夜晚，我揣着我早期的一首象征派习作《夜》以及对波德莱尔的一鳞半爪知识去见一位老人——诗人梁宗岱。他是我校法文系教授，我却是英文系３年级学生。我对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一种想见到他的冲动在催迫我立即作出行动。
为什么要去见他至今想来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首先是卞之琳在《世界文学》上简短地提到他的名字，然后是“梁宗岱”这三个字让我本能地产生了神圣的预兆般的敬畏。或许正在发狂写诗的我需要去亲近一个伟大而隐逸的导师，或许我摇晃不定的诗篇正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旧时代的老人的首肯，或许我命运中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必然的片刻的相遇……
大约是前３个月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个同学下课回宿舍，在一条必经的林荫道上看见一位高大结实的老人正在和两位衣冠楚楚的法国人交谈。他站得笔直，拄着拐杖，神态从容、高傲，只穿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这一点令我非常吃惊。广州的２月虽已不寒冷，但他这夏天的装束足以令我们这些还穿着毛衣的年轻人自觉惭愧了。我身边的一个同学悄悄对我说：“他是法文系教授，广州外语学院的名人。”
而这个夜晚我就要去拜见这位我心中神秘莫测的名人了。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崇敬奇异的老年人，而且也亲自深入接触过好几个不同凡响的老人（因这里只说梁宗岱，就不枝蔓了），这是我天生特有的禀性，这禀性从左出发、兼收并蓄，并非教育的结果。我读小学时就在鲜宅沐浴过旧时代的晚霞，读初中时又在山洞、林园聆听到旧时代的残余正在一天天消逝的挽歌。这一幕幕旧时的图画像一个迷蒙的古都或一个“同此凉热”的导师正在慢慢地模糊或破碎。但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难以描绘的感觉——新旧时代的血液将毕生在我的体内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诗歌在走向最极端的时刻仍保持着对歌唱的古典抒情传统，并形成我后来带有总结性的诗观，“一首好诗应该只有３０％的独创性，７０％的传统。”（或许这是一句反语，谁知道呢）
而这些古老、缥缈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那些能够体现属于那个时代精神特征的老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兴味，不同的礼仪。这些不同对我一直是一个着魔的谜，也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自觉地情愿热爱这些老人的原因。
我已来到梁宗岱教授的住所，一幢深深映掩在竹林和花草中的小楼。昏暗的路灯照耀着这小楼古旧的轮廓，几株大树在初夏的晚风中微微向我点头致意。我的大脑因过度紧张而处于一片兴奋的空白。终于在良久地徘徊和踟蹰之后，我轻轻推开了竹篱，循着一个太小的花园，步上台阶。略略镇静了几秒钟，我鼓起勇气悄悄叩门。
教授夫人开了门，让我进去。
我又看见了梁宗岱教授。他恰好面朝我，坐在一张圆桌旁，室内柔和的灯光辉映着他那从容、高傲的神态。整个房间四壁全是书，书架很高，从地面直到天花板，全是些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出版的各种外文版图书，这些昔日的书籍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出稳重而陈旧的光辉。家具很少。几个老式的靠背软椅、一张平凡的圆桌，一切都显得简洁、厚重、古老。唯有一个似乎从未打开过的１２寸黑白电视机显得有一点滑稽地突兀和不协的时髦。（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视机是别人送的）。老人从来不看这东西，只把它随意安放在一个书架旁的角落里，像一小块废弃的黑铁或一个无用的塑料壳。 。。
三、去见梁宗岱（2）
他注视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这一次我看清楚了他的脸，一张老迈、红润、智慧的脸，前额饱满、突出，鼻翼宽阔、肯定，过分自信地力量刻出他嘴唇的直线，他的眼睛不大但有一种凌厉、警觉、刺穿的闪光；整个面部表情流露出热烈的霸气和不屑，在这早已化入他血液的日常性霸气和不屑里，稍稍带有一点孩子般的倔强。但他微笑的时候，面部就彻底改观了，显得仁慈、安详。
我迫不及待地要把一切告诉他：“梁教授，我是英文系３年级的学生，喜欢写诗，前不久，读到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诗，从卞之琳的译介短文里，才知道你是中国最早翻译法国象征主义的诗人。”
老人静静地听着，目光凝视着对面的一壁书架，轻声说道（声音有些沙哑）：“卞之琳是我的学生，他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还放在我这里，让我修改，他译得不好。”
我心里一怔，赶紧把话岔开：“我非常喜欢波德莱尔的诗……”说着说着我开始用中文背诵他的《烦忧》，并说：“我喜欢他的‘恶’之美。”
老人愉快地笑着说：“不是‘恶’之美，是美本身。”
老人的夫人这时插话道：“梁教授年轻时就是南国诗人，广东才子。”
“少苏，你给他看一看我们的药。”老人打住了她的话头，换了一个话题。
“药……”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的夫人已拿出一叠信给我看，全是些被他们治好的病人的感激信。我还看到了一些病人生病前和治愈后的照片。老人的夫人介绍了老人发明的一种神奇的万能药——绿素酊，并说这些病人都是服用了绿素酊后才痊愈的。绿素酊可以治疗癌症、肝病、气管炎及几乎所有疾病，这种药是用中草药炼制而成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们还在自家的后院建了一个简易的炼药房。只要病人求医，一概免费赠药，由于求药的人多，药的需要量很大，每月得制三次药，梁教授还经常亲自上山采药，我们简直累极了，为制药救人，我们耗尽了所有精力和财力。”接着她还讲了那神药的一些逸事。“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下旬，胡乔木来广州，托人来我们家取药，胡乔木服了药后又托人送来了回信，想介绍我们为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许立群治病。他还向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谈了我们的制药情况，两位书记曾表示给予支持。”
老人的夫人越说越开了：“梁教授曾于１９５１年在广西百色被关进监狱两年多，差一点被公审并判死刑，原因是在一次宴会上喝酒比赛得罪了一位领导。胡乔木（当时任国家新闻总署署长）得知情况后立即从北京发了电报给百色地委，要求把梁宗岱交中央处理，最后才得以无罪释放，出狱时省公安厅厅长当面郑重向梁教授道歉。胡乔木是梁宗岱的救命恩人，１９７９年那次来广州时，还亲自对梁教授说，‘你的著作不会过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把你的书全部出版，你看如何？就交给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让他们全部出版吧。’”
老人中途打断了夫人的话，问我是哪里人，父母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重庆人，出生在北碚，父母在邮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