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中途打断了夫人的话，问我是哪里人，父母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重庆人，出生在北碚，父母在邮电局工作。
“重庆北碚。”老人兴奋了一下，“我抗战时曾在那里住过，当时我教书的学校复旦大学就在北碚。”他的目光已流露出对往昔的片刻回忆，我也仿佛和他一道忆起了嘉陵江流经北碚时最秀丽、最孤单的那一段江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去见梁宗岱（3）
突然，东西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一看，天呀，我刚买的两包廉价“丰收”牌香烟从我短裤口袋里滑落地上。我迅速弯身拾起，重新塞进口袋，动作又生硬又神经质，显得慌慌张张。在我拾起香烟抬起头来的一刹那，我的目光短暂地瞥了一下老人又立即避开了，好像我致命的缺点和一些隐秘的怪癖全部在此暴露无遗。“糟了，老人该怎么看待这个平时嘴里叼着香烟的学生呢？刚才还在谈论着诗歌，这是不是有一点自我嘲笑和讽刺的意味呢？”我有点尬尴得无法控制自己的坐姿了。
老人似乎已清楚地看出了我内心的活动。他缓缓站起来，邀请我上楼去他的卧室兼书房。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也没有留意到我的“丰收”牌香烟。这时我的心才重新平静下来。
我跟着老人慢慢走上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洁净朴素的卧室兼书房，仍然到处都是书，昔日的外文书和一册册中国古典线装书，堆满了两壁墙，可就是没有一本新书。一个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帽架，简单之至。我和老人一起坐到他工作的书桌旁，台灯照映着老人的一大半侧影，那浓重的侧影在明暗不定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这时我忐忑不安地拿出我的习作给老人看，老人专注地看着，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最后还给我时只轻声说道：“这诗有特色。”接着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章的复印件，题目是《试论直觉与表现》。我冒昧地冲口而出：“能否让我带回去看一看？”老人嗫嚅着，一下变得有点孩子式的局促，这文章似乎立刻就要不翼而飞。我向他保证明天上午１０点以前一定奉还，他才慢慢地交到了我的手上。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了。临别前，他送给我两瓶绿素酊，一份他自己写的药品介绍文章，一份他自己写的个人传记的打印件。
从此，我开始了解老人的情况。我读到了许多老人不为人知的事：
他１９０３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他的父亲梁星坡与梁启超同年，又是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立志从商，失去了成为梁启超同窗学友的机会。这是老人一直深以为憾的一件事。
老人初中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从那时起就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１５岁时读美国诗人朗费罗译的但丁《神曲》，阅读中表现的狂热令英文女教师大觉吃惊。１６岁时就获得“南国诗人”的称誉。
１８岁时与后来成为日本大诗人的草野心平在广州岭南大学生宿舍顶楼面对珠江共同阅读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当读到“去死罢，你们应该去死！一个人并非为快乐而活着。他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但做应该做的——一个人。”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因悲怆而痛哭起来，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罗曼·罗兰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做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无依傍的人，一个要由毕生超人的奋斗和努力去征服他苦痛，完成他工作的人。”这成了老人终身的座右铭。这是多么热切的老人的少年时光啊！
老人于１９２１年应郑振铎和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文研会在广州的第一个会员。１９２４年去法国巴黎留学，结识了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并成为挚友。１９２７年瓦雷里陪他在巴黎绿林苑一边散步，一边讲解自己的著名长诗《水仙辞》。１９３０年，老人译出此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以单行本问世，瓦雷里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１９２９年与罗曼·罗兰相识，互赠书籍和照片。１９３０年法译《陶潜诗选》由巴黎Lemanyer出版社出版，此书由瓦雷里作序。老人在１９３６年写的一篇《忆罗曼·罗兰》的文章中说道：“影响我最深澈最完全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罗·瓦雷里，一个是罗曼·罗兰。”老人青春时代的一连串风华正茂的速写。
三、去见梁宗岱（4）
老人曾被吴宓称为“中国的拜伦”，他自己却说：“我只有坏脾气这一点像他。”老人从小就脾气火暴，最爱打抱不平。一生打架的次数加起来至少会有１００次。在欧洲留学时，一次在一个华人餐馆吃饭，一个德国人骂中国人是懦夫，老人一听便按捺不住，冲上去便打。“*”时被红卫兵殴打，一次他怒火上来，飞起一脚将一个红卫兵踢出一丈多远。老人历历在目的率直、任性、可爱又勇猛的少年心性。
１９３１年老人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兼清华大学讲师，年仅２８岁。他当时周围聚集一大帮学生，其中有后来成名的卞之琳、罗大冈。我想象着老人当时春风得意、才气恣肆的形象。
１９３４年由于离婚及与北大的胡适发生龃龉，老人离开北大去天津南开大学。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在南开英文系任教，他后来回忆说：“宗岱自视甚高，傲骨峥嶙。好在我和罗皑岚都谦虚礼让，因此相处甚安。”有关老人的高傲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不仅年轻时如此，直到老年也没变。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老子天下第一”。“*”时批判他的文章就记录了梁宗岱的七十多条“老子天下第一”，譬如喝酒第一，体育第一，种菜第一，养猪第一，气力第一，制药第一，当然还有文章第一，翻译第一……
１９４４年蒋介石前后三次派人持他亲笔信来召见老人，都被老人婉言拒绝。第四次由蒋介石亲信，老人留欧时的同学徐道麟亲自坐蒋介石的专车到北碚复旦大学接他去见蒋介石。这一次，老人借故请老同学吃午饭，说饭后随去。结果，老人有意在餐桌上不断饮酒并佯装醉态，说今天不能去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这一年冬天，老人为摆脱政治（因老人另一个留欧同学，梁寒操，当时的国民党*部长，一定坚持要请老人出来作官）只好辞去教职，回到广西百色过起他初步的陶潜式的隐居生活。直到５０年代初，他结束了百色的隐居生活，回到广州中山大学，过起另一种隐居生活。他生活中最富诗意最辉煌传奇从此开始，他迷上了制药。
老人有运动员一样的身体。一年四季只穿单衣，冬天连毛衣也很少穿，他把这一点归功于他自制的万能药酒，他每天至少喝三斤以上这种浓度不低的药酒，一杯一杯当茶喝。
３０年代北大温源宁教授在一篇描写他的小品文里，说他行路像汽车一般飞跑。有一次学校开会，会议前他临时到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开会。结果他不但在会前按时赶到，还背回一头奶羊，村上农民卖给他的。他的迅速和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认为这太寻常了。一个真正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形象。
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蒙田试笔》，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贝多芬：他的伟大的创造时期》，《梁宗岱译诗集》，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选全都是中国翻译界难得的精品。
１９８４年，他写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对于他来说，仅仅一本很薄的书就够了）。这本书终于让我们透过时间的迷雾发现了这位２０世纪中国文坛的大隐士。世界被创造了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本美的书的境界（马拉美的一个观点）。但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太晚了，他影响我们的时间也太晚了。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提前２０年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在１９４９年前曾出版过），我们将变成怎样的人呢？这本书对于中学时代迷惘的我无疑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那时我在哪里去找这本薄薄的书呢？时至今日，我才满怀欣慰地看到这本薄薄的书已成了青年学子们的美的“圣经”，诗歌的“新启蒙”教程，我心灵的春、夏、秋、冬。
三、去见梁宗岱（5）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６日，晨，８点４０分，老人去世。
那一夜，我敢说我先于所有中国青年诗人走进了梁宗岱的心，一颗伟大、复杂、素朴而太骄傲的心。这是我的天意！我的幸福！我的注定！是谁安排了我与他作这最后的通灵，那一闪即逝的我们唯一的通灵……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独自一人狂热地捧读老人的《试论直觉与表现》。我不是在读，也不是被吸引，而是晕眩、颤栗、震惊！我从未看到过如此动人心魄的文字，几乎不是文字，是一连串色泽不一的珍珠，在夜里（或白天）发出神奇的光芒，这是我生平头一次目睹了文字那可怕的美，文字的真魔力！我同样惊讶于这些文字我现在居然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它在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一页页美的时光之书，一圈圈熠熠的幻影。唯一记住的是，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他为什么写诗的原因，“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６岁，母亲在那天去世了。送葬回来那天，我痛不欲生，只想寻死……我第一次朦胧地体会到强烈的诗歌激情，那是唯一可以抗拒死亡的神圣的东西……”
万籁俱寂，我听见了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我听见了老人一滴６岁的血滴进了我迎接着的２５岁的心。就在那一夜形成了我的第一句诗观：“人生来就抱有一个单纯的抗拒死亡的愿望，我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愿望才诞生了诗歌。”
越认识他越觉得他神秘，他对于我们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壮丽“深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