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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情报所（4）
一个下午马星临流着泪对我们朗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雨蒙蒙的黎明》：（下面这一大段有必要全引，他是马星临“美”的核心，这核心呼应着“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弯下身子俯在书上，一面听着门边那急促的低语和衣服的窸窣声，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道路轻轻飘向远方，
在远远的路上，
头巾底下闪过一道目光……
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留下来的愿望。
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淳朴而舒适的感觉，即如那悬垂的在餐桌上的灯盏，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一幅画，画着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只狗，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时尚了，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切，连那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久居的生活，于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留下来，像这所老屋的住户一样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该劳动时劳动，该休息时休息，冬去春来，雨天一过又是晴天。
……
旁边，是那本打开的书——勃洛克的《道路轻轻飘向远方》。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帽，一本用蓝色长毛绒做封面的贴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时兴。还有一只小手表，配着镍表带，随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正指着一点半。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
一扇窗子开着。窗外，隔着几盆秋海棠，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耀着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窃窃私语。铁溜檐里，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
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正是在这时候，在夜间，在陌生人的家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来到了他的脑中。
“我这样想，怕是老了吧？”库兹明想，把脸转过来。
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妇人，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马星临反复读着这一段，对我们侃侃而谈，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体会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美，即使这美是常见而易逝的：奔波的旅人，书中的库兹明在一个深夜走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家里，他那种神秘莫测的激动、突然的惆怅、和平的温暖和即将成为往事的会面，这一切仿佛就是生活中难于启齿的悄悄流逝的爱情。他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费力而执著地倾注着，恨不得一个下午就把他一生的全部艺术心血——一个有血有肉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注入我们的心田。这其中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性压抑的敏感联想，一种以私人情感发力的对抗美学激情或杰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的升华。随着这中苏互文的热忱联想，马星临颤抖起来，轻轻重复道：“道路轻轻飘向远方”（勃洛克），虽然，“最索然无味的俄国大诗人就是勃洛克”（布罗茨基），但他却深深地陶醉于这轻飘的远方。我一贯激烈流动的血液似乎在他的催眠下开始慢了下来，我天生快速的诗行也受到他那“轻飘飘”的缓冲。他“衰老的”独白已接近黄昏，突然，他做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手势，长长的手指猛地将长发向后一梳，当众站立，一只细手高举起来：“俄罗斯、俄罗斯……”然后又用他已出汗的神经质手指轻轻触动我的膝盖（已示提醒）。马星临变着戏法达到了他的目的——抒情或刺人心肠的目的，而不是本来“雨蒙蒙的黎明”的目的。他当时的年龄正直逼５０岁，他的周围是一些２０多岁的青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科技情报所（5）
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文学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像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５０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５０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生追随者。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就对我说：“现在已是２１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像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６０年代及７０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我买到第一本蒲宁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我应该是幸福的。我渐渐发现巴乌斯托夫斯基，包括马星临推崇备至的《雨蒙蒙的黎明》全都是蒲宁的翻版。
马星临的短暂出现搅乱了我的艺术判断力，阅读的阶段性错觉延误了我对真正艺术品的认识。但马星临（他有时使我想起萨特笔下那位古怪的自学者）也带给我一个非同小可的好处：我第一次开始警觉传统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时代出发，从俄罗斯出发，我开始“逆流而上”，正本清源。直到１９９３年９月的一天，我在成都王建墓茶园与付维闲谈时才重新认识到“古老的”契诃夫是真正无与伦比的，从总体上说蒲宁遗憾地在他之下，更何况巴乌斯托夫斯基了。
时代为马星临打下了顽强的５０年代的烙印，一本书在他决定性的年龄决定了他的一生——他如梦的永恒的“金蔷薇”的一生。现代主义的“毒素”只是为了他爱说话的口胡乱准备的，俄罗斯或《金蔷薇》才为他的心而沉醉。这使我想起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一件令人感动的往事：１０月３０日是美国诗人庞德的生日，由张枣发起的庞德纪念会在重庆两路口、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一位艳丽的摩登女学生正在潦草地翻阅一本巴乌斯托夫基小说选集，她告诉我是马星临推荐给她看的，尤其要让她看《雨蒙蒙的黎明》这一篇，她一边随意地说着，一边把一张男明星的照片夹在书中，她血红的小唇叽叽喳喳，一会儿对我说话，一会儿对我一个肥胖的朋友，希特勒崇拜者大声嚷嚷。她跷起二郎腿不停地打着点子，似乎在当众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