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奔月的艺术，才有登月的技术。”而非非所进行的正是无迹可寻、需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奔月的艺术。从“知”到“行”还是从“行”到“知”？他也懒得深究，一个率先的迷失者，一个没有坐标的探险者，一个只对非非命题命名有兴趣的人（他在１９９３年还对我谈起于坚正在对一只乌鸦进行非非式命名），他日继夜以非非的名义对世界命名：“指船/指帆/指鸽/指鸥/指海……/水与水一位一体/手与水二位一体/走船/走水/走鸽子/……/指远/指近/指周围……”在这首他所写的《世的界》中，他实践其“还原”理论，履行其“走向迷失”的诺言，破坏世界的基础形容词、破坏世界的结构动词、破坏世界的元素名词、破坏世界的绵延和场所数词、副词、度量词，总之破坏世界一切的语言制度，破坏所有对语言的记忆制度，从这些制度中把一切解放出来，解放从“世的界”开始，从其中的“的”字开始，世界再不是世界而是“世的界”，这个小小的“的”字在此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世界的面貌由此改观。从此地出发，从“的”字出发，蓝马退出了世界！退出了价值！退出了语言！退出了文化！退出了人！同时又把语言、把人、把世界引入对语言的绝望境地，蓝马从不说开始说，“在沉默中坚持一片喧哗”，“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维特根斯坦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4）
世界在“世的界”中形成了非非的世界。
而１９８５年底，另一名号称“鬼才”的非非诗人何小竹正坐在涪陵暗淡的家中写《牌局》、《大红袍》、《葬仪上看见红公鸡的安》，他雅致的面部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对自身写出的文字的惊恐。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表情将导致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这些已经写出的《鬼城》组诗（这些诗共十首，被非非命名为《鬼城》，发表于《非非》创刊号上）已将他置于一个无法评说的境地，他感到恐惧似乎在抓住他的头发叫他离开地面，返回已不可能了。这时的何小竹正在不自觉的进入非非冥想。紧接其后，在蓝马《前文化导言》的冲击下，他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入非非。他以盲人摸象这一成语对非非作出自己的解释：“非非是几个盲人摸的那个大象。我、蓝马、杨黎、吉木狼格等人就是摸象的盲人。我们写出的诗各不相同，但组合起来就是一头‘非非大象’”。其中有沉思的蓝马或奔放的杨黎。
１９８８年初，何小竹完成了极有争议的《组诗》并将它题献给蓝马，以表对这位“前文化”理论家的敬意（一个题辞的插曲：《组诗》在《非非》未刊发前，周伦佑曾建议作者删掉这个献辞。理由是，这个献辞会给《组诗》造成误读，以为《组诗》即是“前文化”理论的注脚，作者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作者认为能够读《组诗》的人，就不会误读，假如误读了，也是一种美妙的误读，最后题辞完成了它自身的工作）。在《组诗》“太阳的太”的章节中，何小竹开始了这样的“造句”：１． 阳光普照大地。
２． 高一·二班有个谢晓阳。
３． 今天，物理老师在物理课上叫我们打开上册第２３页第二章第一节：预习：“阳离子。”
４． 我舅舅在“红阳”三号当水手。
５． 星期三，我没去夜自习，偷偷去“向阳”电影院看了电影《阳光下的罪恶》，这是不对的。
６． 大扫除，我主动要求和班长去打扫又脏又臭的阳沟。
７． 农忙假，我在家帮母办阳春。
８． 阳雀喳喳叫。
９． 阳萎……这是一种典型非非式有趣的、局部的字的练习，一种对可能出现的“阳”字的美的反复认识。在此，阳字的宁静来到这个宁静的青年的一张白纸上，他发觉了一个平凡的“阳”字的本来目的！如最初仓颉造字，感天地泣鬼神，这个“阳”终于回到阳自身，回到蓝马式前文化（还原）的理想。中国的象形文字通过“阳”字带给我们一种初逢的惊奇。“一个点是非非，一个面是非非，一种滋味还是非非，天也是非非，地也是非非，一个月亮非非，两个月亮更非非，而宝石特别非非，不过挑子也同样非非……一切皆非非，直觉亦非非，宇宙之谜被还原。”蓝马：《非非主义宣言》，《非非》，１９８６年第１期。太阳的太或者阳当然也就是非非之阳。
《组诗》企图努力告诉我们一种语言的自在，字呈现实际本身的样子，字与时代、处境、理论、价值、甚至对象全无关系。在这里，字仅仅是“张大嘴巴”开始言说，仅仅是一个通过诗的形式解构诗歌的文本。相当虚无！相当飘渺！
当蓝马突然在《日以继夜》、《九月的情绪》中偏离他的非非理论时（他转入带有象征意味的抒情），吉木狼格，这位腼腆而温柔的非非诗人（但他酒后的举止让人吃惊、整个眼神判若两人）正带着他那一贯克制的忧伤进入出奇不意的“很短”的非非，他写出一批很短的诗，被非非同仁认为妙不可言。杨黎给我背诵了吉木狼格的《消息》，我记住其中这样的一些句子：６月６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5）
早上下雪
中午出太阳
晚上有风
……在另一首《妙》中，他用一种典型后现代的直陈式书写关于看了一本书的情况，大约是“我看了一本书，一本关于进攻和防守的书，看完后什么也没记住，只记住一个妙”。
这位曾写过许多关于动物的诗歌的诗人在《消息》或《妙》中更关心语言的去向（暂时忘记了心爱的动物），而不是语言的意义或象征，让语言流露它自己的“６月６日”一个普通的“纯在”状态。就像他日常生活中不带危险的形象一样，他也不带任何要求“伟大”的妄想念头在平凡的“字”里进行字本身的探索。这探索从两个方面进入诗中：一是生存体验，二是语言体验，就像经历对人来说也有生活经历和心理经历两个方面一样。作为诗人，他认为只有被他深深体会过的语言才与他息息相关，并通过对语言的“发现”才会让诗在文字中发光。
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删去了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诗歌中舒服的一面。”即使他在生活中痛苦着、愤怒着、感动着（甚至对感动时所说的话后悔），即使他在１０月，在一个视线最佳的山坡上独自坐下点燃一支香烟，观看收割后的田野里静静的谷桩或一些积水的小坑倒映出秋天的天空，即使三两白鹤临空飞过、此起彼落，他好像若有所失，有某种来自外部的寄托。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些情绪进入他的诗歌。只是在诗以外，他感叹过“一年又要过去了”，在那个山坡上他一次又一次感伤地观看着并点燃生活中的第二支香烟，因为非非诗歌是反对在诗歌中点燃抒情的香烟的。
罗兰·巴特与非非的契合。
“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非非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做出了对语言的改变；物质力量正消解着这个时代的激情，从风景到地貌毛泽东时代的影响已一天天荡然无存了，典型的社会主义式大楼已被西洋式宾馆所替代，精美的资产阶级生活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人们曾有的“朦胧”激情被物质所困扰、所挤压、所扭曲、所澄清，服装革命、美容美发的流行、电脑普及、遗传工程对农业的应用，变性手术、电传、传真、便携式电话、传播和流通的量向扩大、电子图书及音像渠道的全方位开通，后现代主义正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它全面的“时代整容术”。当遗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诗人们还在坚持唱着怀旧之歌时，市场经济已开始了它不可阻挡的长征。如果说“今天”、“莽汉”反抗了毛文体的激情，那也是在激情范围内迎战了现存的道德观念，并以一种新的道德歌唱（仍是主体性的）在当时的青年心中达到如痴如醉。非非则超越了激情、消解了激情、与时代合拍了。在非非中，他们通过“还原”的语言把物质还给了物质、甚至延绵了物质的直立意义，斗争的矛头在这里不是指向道德，而是指向任何一种道德语言施以他们的“暴力”——抒情暴力。为此他们大刀阔斧消解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大一体性、消解超现实主义发明的专利——神经分裂症式的话语模式——这种模式的首创是兰波，在此他们进而力图消解兰波式智慧中的混沌白热以及后来狄兰·托马斯式的“个人情结”的烦热眩晕。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非所做的对语言的改变也是国际改变语言运动的一部分。５０年代的英国诗人拉金早就开始用简练、表意直接而无惊人妙语的娴熟技巧消解词义晦涩、歪曲句法、故弄玄虚而又浪漫狂热的狄兰·托马斯了。他使用不加渲染的、克制而稍稍压抑的文体、平易且朴素语气来书写日常性题材。拉金曾说过：“对我来说，整个古老世界、整个古典的圣经的神话都没有什么意思。我认为在今天再去搬用这类东西只能使诗充斥让人费解的陈词滥调，阻碍作者去发挥独创性。”《第四次交谈》，《伦敦期刊》，１９６４年第４卷、第８期。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6）
“按照一种现存的美学和一种现存的伦理去行事要容易得多了。”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必须忍受“发明”的痛苦，对于现实无用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于蓝马的首先“走向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