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６年三个诗人（石光华、宋炜、万夏）凭借成都的古风，本着孔子“吾从周”的精神正致力于为古老的汉诗注入新鲜的活力。这一年，《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一九八六》创刊，开篇是石光华写的《汉诗自序》，序言结尾这样写道：“诗人是人类对宇宙的最完美的显示。中国诗人体味到了这种幸福。禀赋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超越、更新、创造，将自身投入整体的生命循环之中，以中国人的综合性直觉和明澈的领悟力，揭示着人类新的存在和意义，那么，这一代诗人是人类可以期待和信任的”。这时“汉诗”已给了我们一个清澈的外貌和内心。文如其人，石光华在更详细的“整体原则”中为我们坦开了他关于汉诗的意见：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无论怎样标新立异，都需要一个无法抛弃的广大的传统背景。这个背景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气”（语言之气）或天人合一（语言和谐），而今天这种“气”或“天人合一”被称之为诗应来之汉语、焕发于汉语、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所有当代的汉语诗歌的实验都应在这个“整体原则”下展开。汉诗的方向或“整体”诗歌方向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方向，它的视野包括从古代生活一直到当代生活，唯一的限定是一切大胆尝试只在“汉族文化和场景”这一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正确的限制，符合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心理（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有遵守这个限制才能使我们同西方强权文化（即所谓强加于我们的“世界诗歌”）保持相对的距离，即给予敬意又不一味盲从。
“汉诗”是一个符合中国精神的，稳重的提法，即富灵感又富建设性，经过了严格的深思熟虑。汉诗的出现在８０年代中期，它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一脉相承、一气贯通。自改革以来，西方文化长驱直入，轻松冲洗大多数中国青年诗人的头脑。“汉诗”诗人第一次以“整体”的形象自觉地抵制了这种外来的西式诗歌“催肥剂”。这一可贵的抵抗行为使我想到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他俩一生都在孤独中捍卫日本精神，是日本古风空前绝后的传人。而名噪一时的《金阁寺》作者，三岛由纪夫却不能代表日本灵魂。虽然他以日本传统方式切腹自杀，但他更多的一面仅仅是一个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者在日本的翻版，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西洋的杂质。而谷崎和川端才是日本美学的纯正代表。他们创造了不可能的奇迹，在２０世纪的今天重视了“枕草子”的光辉——“往昔徒然空消逝……人之年龄。春、夏、秋、冬。”尤其是谷崎，在他后来成熟的作品中，让人欣慰地看到他解决如下一对深刻矛盾的高超手腕（这对矛盾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无法避免的），即在不得不顺应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又着力保持自身古典的原汁原味。的确，“伟大的作品必须自成一格，原汁原味，忠实无欺。”（奥尔罕·帕慕克的一个观点）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3）
汉诗的理想也是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王国维、苏曼殊、辜鸿铭、甚至郑孝胥的理想。有关这一理想在石光华一则极短的自述中可以玩味至深：“石光华，男，四川成都人，１９５８年１月出生。除幼时玩于深巷和青春时节下乡务农两年外，就在读书、教书和做书生意中打发了３５年的日子。写了十余年的诗，也写了一些零散的文章，自觉均不成气候。只是觉得写诗是中国文人的一件平常事，写得多些好些就算诗人，次一些就只是爱诗的人。”这是一则典型的中国文人自画像，行文淡泊宁静、气韵悠长，尤其是“幼时玩于深巷和青春时节下乡务农两年”这一句汉风熠熠，深入堂奥。自述颇有张岱写《柳敬亭说书》一文之风骨，我仿佛初逢汉字的惊喜一样，在此初逢“深巷”和“务农”的灵气。汉字能做到如此古为今用，也是今日中国文人的福气了。写诗属于文人的修行日课，中国文人应以平常心对待之。
在“汉诗”诗人中最为夺目的是对诗歌始终持某种比较保守（或过时）的看法的宋渠、宋炜，他们在诗歌中活命，与传统为伴，除此无大事。他们在《户内的诗歌和迷信》及《戌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这二篇组诗中，成为“汉诗”派当之无愧的绝代双骄，他们在守旧中走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极端，走向“中药”和“迷信”的极端，活着并无碍。
潘家柱对诗持有一种更古典和素朴的看法。我同他、万夏、宋炜有一些交往，８０年代中后期我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日夜浸淫在汉族文化的浓郁气氛里，他们对汉诗江湖的美好梦想，对古代美女、剑侠、书生、乡绅的偏爱使他们保留了并洋溢了汉族文人的传统品质。在一个全面消逝的古老中国的今天，他们的歌染上了古中求新的挽歌色彩。被宋炜称为“小旋风柴进”的潘家柱此时已离开“红旗”（“红旗”已不存在），深入“汉诗”，进入他“美丽的汉人生活时期”（或仗剑或负籍远游的时期）。
世界早就是旧的，犹如天长地久的茶、兰花、鱼、蔬菜、竹、磁器、酒、丝绸、亡城、易经与算命术，甚至精忠报国、节义之道……汉风犹存，诗人欣慰，酒瓶新酒，借以还魂。
３． 写作间
“写作间”顾名思义，这个名字已点明主题——劳动。“男儿的事业本该昼夜不停”，“劳动”成为浮士德最主要的精神，劳动之美也成为世界之美。“红旗”之后，付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流派和运动必然带来原则和教条，教条下面难得有持久如一的诗，诗勿需任何教条来规定。”这位最初热爱圣琼、佩斯的抒情诗人，这位写出《回忆乌鲁木齐》、《云贵高原》、《阿坝之行》一系列在风景中感悟神恩的歌吟者，这位只要情绪紧张就会梦见考试或教学的诗人在１９８９年与另一位文质彬彬的诗人钟山创办了一个杂志《写作间》——继“红旗”之后更为成熟的一个提倡忘我劳动的超现实主义写作车间，强调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一世界主题。这份杂志不以流派或运动为推动，没有任何宣言来统一选编的诗歌的规格和型号，当然更谈不上口号、规则和教条了。诗篇被客观和地放在一册里（包括外国诗人的译作），不像通常的排列，中国诗人放在一起，其他语种的诗之译文则放于书尾。因为选编者付维、钟山认为，深谙诗歌鉴赏之道的高手可以逐一品评，如侥幸读到值得传颂的诗，那心灵的劳动就得到了酬报。
四、三个诗人从“红旗”出发（4）
《写作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只出了两期，但我亦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诗篇和文章引人注意，尤其是付维所写《诗人周邦彦》一文，文采和见解让我至今读来也很是喜欢。据我所知读过此文的人无一不赞叹：“妙文不可多得。”钟山也写出他难得的声音《致秋天》。温恕，我一直长期关注的诗人，是“写作间”贡献出的一颗诗歌之星（三年之后我终于见到他初露的光芒）。
“写作间”不是一个流派，没有明确的主义，也并不立志于掀起一个运动。但他们仍是有迹可寻的，从风景到抒情到玄想到超现实主义之梦再到时代之诗，最终落到最朴实的一点——劳动。正如付维自己所说：“诗歌的里程碑直到丰碑都不是由主义和流派来完成的。绝对是一首一首超凡之诗，甚至几个具体诗人的名字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相信进入选本的诗人，而不相信进入文学史的人。”
４． 反对及９０年代
诗人孙文波如今已成为一名独树一帜的诗人了。他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终有所收获。正如付维所说：“他身上体现了多种美德：劳动是一种美德，成功是一种美德。他在比他年龄大或者小的诗人面前都像一位兄长，都能保持雅量和宽怀。他对自己的诗非常自信，但同时又赋之以艰苦的劳动来使自信能够名符其实。他最终将对中国现代叙事诗作出贡献。”他最初作为“红旗”抒情诗的发起人，抒情的偏爱一直持续到19８８年。19８９年是他最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同肖开愚、欧阳江河创办了《反对》杂志，及一年结集一本的《９０年代》。“反对”作为文学革命的永恒话题，“反对”诗人正以这一“反对”形象实践着这一永恒的话题。
“反对”诗人以“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肖开愚）特征，反对了诗歌中的抒情品质，努力将诗歌词汇扩大到非诗的性质并将诗之活力注入诗的反面——世俗生活。他们崇尚知识、热爱阅读、关注世界文学的最新动态。知识分子精神或知识分子身份是他们诗歌中强调的重要核心。他们以罗兰·巴特或福科为理论武器重新检讨文学并消解抒情的权势（按照巴特说法这种抒情话语的权势是不纯洁的，他们赞同这一观点），以达到另一神话——“反对”神话或“中年”神话。孙文波顺利结束了“红旗”的青春，进入安之若素的中年，大量的“现实”进入他的《散步》、《还乡》、《地图上的旅行》以及最近的《新闻图片》：其实还是说说看的见的事物好一些。
绵绵的雨丝，泥泞的道路，以及
树的霉暗，瘟疫袭击的人群，……
——孙文波《枯燥》这种“现实”的运用使这些作品获得了特有的现实意义，也获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人们将这种现实感，称为诗学上的“叙事性”，它使得孙文波的诗歌具有一种亲切、坚实和道德感等可信赖的特征。特别是他在叙述中对于此的选择、安排、调度、控制所形成的张弛有度的节奏和语调，更是成为其诗学特征的重要方面。“反对”的语言策略在此显示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孙文波及“反对”诗人在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