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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很想上戏，听了张艺谋的话，立即就做了“那股劲儿”的动作。可孩子毕竟是孩子，那股劲儿做得并不十分到位。张艺谋说：“好办，这种孩子在农村肯定能找着。”
杨天白还没有找好，另外的麻烦又来了。由于这部戏是和日本方面合作，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开放到今天这种程度，制度和政策上存在诸多限制，加上又处于那个极其敏感的时期，张艺谋他们做好所有准备时才知道有关部门可能不会批准。
为此，摄制组开始危机攻关，上上下下一直忙乱了几个月，最终总算是将批文拿到了。可日本投资方又出了问题，投资方担忧市场的问题。经过几轮谈判，日本投资方最终同意投资，但是将投资额拦腰砍了一半。
继续还是放弃，成了摆在张艺谋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如果继续，资金少怎么办？少了一半的投资，是否能够完成这部戏的拍摄？其次，时间也是一个问题。按照原来的计划，这部戏应该早几个月便开始拍摄了。可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要想抢在当年上映，拍摄加上后期制作，只剩下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拍摄时间最多只有一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拍成这部戏吗？
张艺谋和摄制组成员几经犹豫，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拍！
1989年9月初，摄制组赶到了安徽黟县，《菊豆》就匆匆开机了。
拍摄工作进行了接近一个月，张艺谋急匆匆地给刘恒和王斌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尽快赶来一趟。两人到达黟县现场时已经是10月初，他们都不太明白张艺谋这么急将自己叫来所为何事；到达之后才知道，张艺谋为男主角着急，他想换演员。张艺谋需要某种支持自己的力量，以便最后下定决心。
实际上，这位男演员演得相当不错，不仅非常努力，银幕形象也很好，可张艺谋始终不满意。相反，其他导演组成员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们觉得演得不好的并不是这个男演员，而是巩俐——由于这位男演员的努力表演，对场面渲染很突出，因此将巩俐压下去了，使得巩俐的整个表演显得有些平庸。
张艺谋无论如何是不会换巩俐的，因为他心中的这部影片突出的不是男主角而是女主角，男主角冲了女主角的戏，演得再好也不能用。
刘恒和王斌看过样片后，意见几乎一致：这位男主角演得“太过”了，劲使得太猛，太满了，也就失去了张力。
张艺谋似乎找到了知音。他强调说，戏确实是演出来的，但是，戏又不能仅仅只是演。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要张弛有度，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过。
有了这一支持，张艺谋下定了决心：换演员。
然而，他们的拍摄时间本来就紧张，此前已经拍了一个来月，用了大量胶片，他们所用的摄影机是从香港租来的，眼看租期快过了，如果要延长租期，不仅仅是费用问题，还需要征得对方同意。
张艺谋说：“我必须保证影片的质量，绝不能马虎。计划推迟，我照样拍。实在不行了我把机器扣在这儿，他们总不能跑来抢走吧！”
可是演员怎么找？姜文肯定可以胜任，但他的档期不行。只有一个办法，找“姜文第二”。
在《红高粱》中，姜文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男主角这么简单，他实际上是“戏架子”，不仅撑起了自己的戏，也撑起了巩俐的戏。
现在，张艺谋同样也需要一个戏架子，这个人不仅要能撑起整部戏，他还必须能够衬托巩俐。剧组列了一排名单，一个个地联系。张艺谋作为导演已经名声在外，大概没有哪个演员会拒绝他的召唤，关键在于有没有档期。最后确定的是李保田，他似乎专为《菊豆》而生，非常有趣地为这部戏排开了档期。
张艺谋选演员之初，心中早已经属意于李保田。对于李保田的演技以及在演艺界的名声，他是绝对有把握的，只是当时觉得李保田与戏中的杨天青有相当的年龄差距，让李保田来演，这个杨天青的屏幕形象会显得老了些。
现在火烧眉毛，根本不容张艺谋犹豫了，只得通知李保田赶到黟县。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李保田的年龄确实与杨天青有距离。但李保田炉火纯青的演技弥补了这一点。李保田的表演不仅极善于把握尺度，也极善于和对手配戏，对巩俐演技的发挥也大有帮助。
至于杨天白这个人物，张艺谋仅仅只选择一点，那就是人物形象上的那股劲儿。那是一股什么劲儿？简单点说，是一股愣劲儿，这样的劲儿似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有。再加上张艺谋很好地利用镜头，只要将这股劲儿突出，这个人物是很容易成功的。当然，找农村孩子当演员有一大难题，那就是他们不会演戏。而张艺谋的“造星术”就是让演员不说话，而是让镜头说话。
“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都不太喜欢太多的人物台词，原因就在于一旦用多了对话，导演的控制力就会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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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内开花墙外香（1）
张艺谋习惯在前一部电影拍摄的尾期便开始物色下一部电影的题材。
这次进入张艺谋视线的是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这部小说在当时也是极其轰动。
故事讲述的是“五四”背景下，知识女性颂莲因为父亲生意失败自杀，失去生活的依靠，不得不嫁入豪门，成为陈佐千的四姨太。小说对于颂莲的过去花去了大量篇幅，比如写她在父亲自杀，写她在曾染满父亲鲜血的水池里洗头等细节。其外表显得十分坚强，内心却又充满恐惧。正因为如此，她也就产生了要嫁个有钱丈夫、离开父亲投给自己的阴影的想法。不料，她从一个阴影走进了另一个阴影。男人都希望妻妾成群，在这样一个妻妾成群的家庭，女人成了牺牲品。她不得不陷入几个女人的钩心斗角之中。和其他三房太太相比，颂莲有青春有美貌，还有知识，在这场斗争中占有绝对优势，加上她“床上的机敏”，自然成为陈佐千最喜欢的女人。颂莲不仅要付出全部精力对付另外三房太太，还需要对付身边一个虎视眈眈的觊觎者——雁儿。雁儿是陈府的一个下人，她原以为可以摆脱下人的命运成为第四房太太，没料到这个角色被颂莲意外获得了，她也就因此将颂莲当成了自己的仇敌。为了自身的命运，颂莲不得不投入这场战斗，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自己身为有知识的新时代女性，与这样一群陈腐女性争斗，实在是一件很没趣的事。某些时候，她或许会想到那更加自由奔放的天空。恰恰这时候，具有和她一样新思想的飞浦少爷出现了，处于这两种思想斗争之中的颂莲，命运的悲剧性也就不可避免。
张艺谋对这部作品一见钟情，原因不言自明。这部作品和他此前喜欢的那些作品一样，整个故事的进程都是有股力量在驱动。这种内在张力，只可能在一种文化冲撞中才能体现，而这种文化是新和旧的碰撞，因此表现这种力量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旧的东西，这种对旧东西的表现一度被中国观众骂为张艺谋一味丑化中国人以取悦外国人。为了体现这种冲突的激烈性，也为了让这种文化的冲突更加直观，“性”似乎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也许多年以后，人们在总结中国电影史时，将此说成是“性电影史”。比如有人说《红高粱》表现的是野合，《菊豆》表现的是乱伦，《大红灯笼高高挂》表现的是性的专有权和性的共有权的争夺。
这些无疑给张艺谋的事业带来了阻滞。果然，当他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投拍《妻妾成群》时，传来《菊豆》被禁的消息。
幸运的是，这部电影是日资拍摄，日本投资商将电影拿到了海外。《菊豆》获得1990年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十大华语片奖，同年还获得法国第43届戛纳电影节首届路易斯丒布努埃尔特别奖、西班牙第35届瓦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金穗奖、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金雨果奖；1991年这部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奖。
《菊豆》在国外获得了这一连串的荣誉，因此有人戏说成“墙内开花墙外香”。
现在正在筹拍的《妻妾成群》，可能又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但张艺谋仍然很想把它拍成。
和此前一样，张艺谋每拍一部影片，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这个故事吃透。
《菊豆》被禁，实际上给张艺谋一个不妙的信号，在他所表现的题材中，某些东西是一定要回避的。《妻妾成群》这样一个名字虽然很能引起某些观众的认同，或者说对票房有着较强的号召力，可一旦出现在银幕上，要想通过审查大概是一件难事。所以，他必须改掉这个片名。
到底用什么片名？张艺谋反复研读小说，他注意到了小说开头部分描写陈家大院的装饰时写到的一件物品：红灯笼。红高粱、彩色染坊，现在又是红灯笼，这实在是太好了。出于摄影师对色彩的特殊敏感，张艺谋的心中猛然一动。他找到了这部戏的基本色调，那就是有别于《黄土地》、《红高粱》的红色，它是一种大红，一种今天人们称为“中国红”的大红色。
红灯笼一旦出现，张艺谋心中豁然了：红色，就是这部影片的色彩基调。除了这个基调，张艺谋电影还需要一个形而上的载体。这个载体如果能够和红灯笼紧密地结合那是最好的。如果仅仅只是在画面中挂一些红灯笼，让红色成为影片基调的一种铺染，那么这个红灯笼就显得太生硬了。能不能使红灯笼成为整部影片的一种必需？。 最好的txt下载网
墙内开花墙外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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