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才明白：这3张邮票原来不是真的邮票，而是张艺谋“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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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第五代”立军令状（1）
广西电影制片厂筹建于1958年，最初称南宁电影制片厂，建成后易名为广西电影制片厂。由于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均不足，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名使用的时间并不长，1960年进行了改组，仅仅保留一个新闻纪录片摄制组，厂名也随之改为广西电影摄制组。14年后，为了应对国内新闻简报的大量需求，或者说应对政治宣传的需要，这间制片厂开始发展，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组成了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4年又改名为广西电影译制片厂。当时考虑主要从事电影的译制工作。可是，当年电影进口非常少，绝大多数译制工作均由北京、上海等大厂承担，广西厂接到的任务极少。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从1975年开始筹资###故事片。不过由这些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是一间没什么实力的制片厂，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小厂，由于资金以及人才的缺乏，数度面临生死存亡。
“文革”结束，接着改革开放，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电影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各省纷纷筹建自己的电影厂。广西方面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于1978年11月得到国务院批准，成为以生产电影故事片为主的电影厂，正式定名为广西电影制片厂，1980年正式挂牌运营。
张艺谋这批人到达之前，广西厂虽然也曾拍了几部故事片，可真正有影响的几乎没有。
1982年秋天，广西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忱迎来了张艺谋、张军钊、萧风、何群等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许怀有被发配“戍边”的心情，可广西厂却认为他们得到了宝贝，一下子有了兵强马壮的感觉。
早在张艺谋他们到来之前，广西厂便已经立下雄心壮志，要拍出有影响的电影，他们弄了一个本子叫《凝视》，特从北京厂请来了一位导演。这位导演快50岁了，还在北影排队，根本轮不上独立执导的机会。用张艺谋的话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做什么事情都很急，最后反而什么都做不成。”像这样的导演，在北影厂、上影厂以及长春厂，积压着大一批，有些人窝了一辈子，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当时张艺谋就感慨自己分到广西来也许是一种幸运，至少排队的时间不需要这么长。
事实也正是如此，广西厂憋足了劲要突破，根本不考虑排队，将他们全都派上了用场。当张艺谋的那些同学还在北影、上影、西影担任二助等待机会时，他已经进入《凝视》摄制组，成为摄影助理。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给张艺谋或者广西厂带来良性影响。这位导演老兄不知哪根筋不对，太执著于自己的感觉，并且完全不肯变通。他希望在电影中出现带有眼睛一样树疤的白桦树，便下令全剧组去找。其实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得到，比如由美工组进行加工。可这位老兄非常固执，一定要实景。于是，整个摄制组整个下午都干这一件事，跑遍了外景地，最终也未能找到符合要求的白桦树。
拍电影是个烧钱的活儿，许多人集中在一起，吃喝拉撒睡，还有租机器等，支出是按小时算的。电影是一种感觉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如果一定要强求现实的真实性，很多事便不可为。比如后来的武侠电影中，演员们要在天上飞，如果导演一定要演员演出这种真实，世界上显然没有一个演员能够做到。
因此，看到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在这件事上，厂领导痛心疾首，多次在各类场合表示：“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在这个摄制组的时间并不长，感慨却极其多：“我当时对此非常感慨，觉得如果把握不好，自己将是这个导演的翻版，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要是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人也就完蛋了。”
于是，张艺谋决定退出这个摄制组。广西厂也深感这次借鸡下蛋的失误，有意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张军钊、萧风、何群等人此时仍然待在广西厂，基本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他们了解到领导的意图，觉得是一次机会，便想扯起大旗自己干。要扯起大旗，自然少不了张艺谋。他们想在广西厂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需要张艺谋回来一起去游说领导。 。 想看书来
他为“第五代”立军令状（2）
从北方返南宁，原本走京广线一直南下，到湖南后再改线。可张艺谋惦记着肖华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趁着这次返南宁的机会绕道西安。到达之前，他给肖华发了一封电报；考虑到她行动不便，张艺谋特意没有写明车厢号，目的是不想她去车站。可肖华想法不同：男人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寄托于事业，女人却只寄托于所爱的那个男人——几个月没见了，她能坐得住吗？
列车是晚上8点到站。肖华借口出去散步，独自出了门，乘公共汽车赶去车站。此时正是下班高峰，车少人多，公交车厢挤得满满的。好不容易赶到车站，早早地买了站台票进去等。可因为不知道车厢号，只得从后向前一节一节车厢找。整列车都找遍了，没有见到张艺谋。她不甘心，又从头向尾再次寻找，还是没有。她哪里知道，张艺谋是有意不告诉车厢号的，也认定她不会来车站，列车停稳后，他下车直奔公共汽车站，根本没有丝毫停留。
张艺谋来到岳母家，岳母见他一个人回来了，便问：“肖华呢？怎么，没接到你吗？”
张艺谋了解情况后有些着急，立即转身出门，返回了火车站。他走了不久，肖华独自回来了。母亲见到肖华，立即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肖华原想不承认，见母亲那一脸焦急，有些不忍，点了点头。母亲说：“你看你们——张艺谋已经回来了，见你不在，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
此时的肖华哪里等得了？她转身又走了。这次她不去火车站了，而是去公共汽车站。可到了汽车站，她又有些傻了。她家在前后两个站之间，距离差不多，在哪个站下车都可以，车票价格也都一样。她先去了一个车站，没有见到人；便又赶去另一个站，恰好看到张艺谋在这个车站。他激动地奔跑起来，那感觉颇有些电影中的韵味。他冲上前抓住她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就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了。”
这些话，如果不是肖华亲口说出来，谁都不相信，张艺谋这个石头一样坚硬的汉子竟然会如此柔情。
几天后，张艺谋返回了南宁。此时，张军钊他们正在秘密筹划成立青年摄制组，张艺谋的归来使得他们更增添了信心。他们谋划了几天，拿出了一个详细方案递给了厂领导。厂领导自然会算账：这几个年轻人虽然嫩了点，毕竟是科班出身；他们如果能尽快成长起来，是整个广西厂之福。
实际上，他们在向厂领导提出申请之时，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首个目标，即郭小川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是当代中国诗歌界的一座丰碑。《一个和八个》写于“反右”斗争最激烈尖锐的1957年。据郭小川说，有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海默来到他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在1937年至1940年间就曾听说过这个故事，当时也曾冒出过创作念头。只不过，海默讲的比他过去听到的要完整得多，也生动得多。尤其重要的是，1957年的社会环境极其特别。“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些杀人犯？为什么让他们都被‘感化’过来？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这期间，我对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些人钩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人。生活在这里，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得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坚贞性格，一定要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能有些用处。”
诗作写出后，郭小川交给了《人民文学》，当时期刊的负责人却拿不定主意，于是打印出来给一些诗人传阅，仍然没有结果。郭小川便又将诗稿寄给上海的《收获》，上海方面认为还是不发表为好。
到了1959年，《一个和八个》突然被打印出来，首页标着“内部批判”字样。为此，郭小川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这部诗稿也一沉十几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正式发表。
对于张艺谋他们来说，既然这首诗能够公开发表，便说明它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问题。
他为“第五代”立军令状（3）
1983年4月1日，《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萧风和张艺谋。对于广西厂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为此特别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张艺谋代表整个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
仪式刚结束，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张艺谋的岳父发的，告诉他，肖华在前一天为他生下了女儿。应张艺谋的要求，大家一起为他的女儿取名字。张军钊说：“今天是4月1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3月31日是我们大伙儿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同时叫好，于是张艺谋的女儿便有了“张末”这个名字。
女儿出生，张艺谋并没有赶回家，他已经铆足了劲，要拼上一场。
从4月1日开始，几乎每个晚上4个人便凑在一起谈剧本。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和郭小川当初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几乎一样，就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要对一些传统进行反叛，就是要给电影一个全新的视角。
张军钊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