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花阵阵。当他上半身从水面冲出来时，高高举起啤酒对镜头来了句：“黑力士啤酒，男人的至尊！”
第二章 逐梦（4）
这个广告我选在青岛拍摄，提前好几天就把场地租好，灯光、道具、临时演员各就各位，就等着主演的小伙子一个趔趄掉进海里。可小伙子来到水边，先用手在水里试试温度，然后摇摇头：“导演，这水太凉了，我不能往里面跳，您另请高明吧！”
在场所有人都傻了。所有道具都为他准备好，花了大把的时间和金钱，不可能再因为他临时“放鸽子”重来一遍，那意味着这支广告要花上双倍的钱，甚至可能赔本。我强忍心里的火气，在现场临时拉人。“少了他我这广告就不拍了？换人！”
现场有五六十个临时演员，可能够下水的居然一个都没有，要不就是形象太差，要不就是水性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只好自己站起来，把摄影机交给摄影助理：“我来！”
在大家惊异的目光里，化妆师开始给我化妆，还好一直在坚持锻炼，我的身材不至于太愧对观众，长相也过得去。当时只是憋着一肚子火，同时也想给在场的兄弟们加油打气，并没有多想，我就这样在镜头前一头扎进了水里，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其实也不怎么会游泳。一股凉气瞬间刺进了我的骨头里，吓，水还真冷！
等我把脑袋从水里伸出来的时候，我看见摄影助理冲我竖起大拇指。“简直盖了帽了，您完全可以把这演员的活儿也接过去了。”他调侃道。我接了一句：“我他娘的容易吗！”
这支啤酒广告播出后，客户很满意，好几个朋友也给我打来电话，都是开玩笑的口气：“翟墨，没喝成啤酒肚嘛！别干导演了，你往镜头前一站，要迷倒很多大姑娘小媳妇呢！”我大笑他们“扯淡”，但暗地里还是觉得这一跳很值，好歹让广告火了一把。
我不敢说我是国内第一位用胶片拍广告片的人，但我绝对是国内第一批用胶片拍广告的人，我们这拨儿用胶片拍广告的人，都得是有经验有水平的，曝光多少，什么样的角度，那都得实打实的经验，也是当时尺子一点点量出来的，现在有些拿着个数码机往那一杵就开始拍广告的人，在我们眼里，真的是不算什么的。
也正是这一段广告生涯，为后来我的航海加了不少分。因为会摄影摄像，中央电视台才相信我能够完成他们的拍摄任务，最终与我联手出发。
4．回山沟画画去
1994年的时候，我在山东老家的父亲母亲，每个月能拿到几百元的工资，而在广州，平均工资差不多是一千多，但我拍一个广告就可以挣上几万或几十万不等。回老家的时候我可以称得上衣锦还乡，在乡亲们眼里，我不再是那个瘦弱的“小病猫”，是个大能人了，还有人问我：“你在广州官当得挺大的吧？”弄得我哭笑不得。
但我依然没有走出童年那种压抑的心情。回到老家，看着熟悉的一草一木，我总是想起当年被人看不起的日子。别看我现在米的个头，别人都形容我“虎背熊腰”，其实我比谁都了解自己，身体是长厚实了，可我的自信没有厚实起来，除了有钱，我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强大，而钱财实乃身外之物。
1994年到1995年这两年，我有时还会拍一些广告，这样可以挣回生活的开销，并且有所积蓄。我还拿些钱出来拍实验电影。
那时候我很不喜欢电影院放的电影。银幕上都是什么垃圾啊，特别是有一部香港电影叫《月光宝盒》的，神神鬼鬼、颠七倒八，不知所云——那个时代正好也是国产电影的谷底，香港电影同样在走下坡路——我想，周星驰大概也是江郎才尽，只能演这个水平的闹剧了。 。。
第二章 逐梦（5）
我当时接触了一些实验电影，立刻就迷上了，整天扛着摄像机追求镜头、角度，用自以为很深沉的方式讲一些很闷的故事。
5年后，我无意间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新闻，才知道《月光宝盒》以及它的续集被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奉为后现代无厘头艺术的代表作了。我差点一口水喷出来，这事儿本身就是后现代、无厘头的代表作！
尽管这么想，我的实验电影并没有玩出什么名堂。但之前珠影厂的经历，拍广告的实践，以及玩实验电影的探索，让我对胶片拍摄了如指掌。而且这些工作帮我挣的钱，也足以让我为这个“发烧”。后来我能成功去环球航海，与中央电视台《文明之路》栏目组分不开，而《文明之路》给我支持，正是因为我过去的工作经历，而央视又需要一个海上摄影队的缘故。
这两年也是我的过渡期，我自以为是从一个赚钱的好手，回归到一个画家的本行。实验电影拍到后来做不下去了，因为它特别烧钱，而且没有播出的空间，所有电影院都不景气呢！我也想潜心画些画，于是回到山东，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山沟沟里，租了间民房开始画画。
很久都没有好好拿过画笔，我的灵感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冲了出来，当时一口气画了十几幅画，直到筋疲力尽。
那时候我就画山、画水，画记忆里一切历历在目的东西，但又不是很具象地画它们，而是变成一块块色彩、一根根线条。我融入到这些色块里面，自然和我的距离也在拉近。山居作画的这一段时间，我对身边的世界有了一些奇妙的感受。我看到新发芽的草木，会想到它们的生命；看到天上的流云，会想到万物的变化。
5．华盛顿拒签
我画了很多画，也毁掉了很多画，它们大多是不成形的，我不想把它们留在世界上“受苦”。我是一个很精益求精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在圈子里的名气也更响亮了。那年头，已经有一些画家把自己的画展开到了国外，当然不少是功成名就的老画家，年轻人能到国外办展的不多，主要是没人给他们出钱，而他们自己的能力也有限。
我很有幸把展览办到了法国和新西兰，如果没有这两处的展览，我也不会与海洋如此亲密接触。
和许多办出国的人一样，我也经过了签证的重重关卡，而且还遭受过冷眼，把我气得七窍生烟。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1994年前后，出国潮就是这样席卷整个中国。有人出去寻找财富梦，有人出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人出去只是想见识一下。我当时就怀着出去见识一下的心情，怀抱一叠厚厚的材料，西装革履地走进了美国大使馆。
这事儿缘于在美国的一个朋友，他看过我的画，对我的画风和性格都很欣赏。199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他发来的邀请函，请我到美国开画展。为此我足足准备了半个月。然而签证官可不管你准备了多长时间。我只记得他低着头，翻起眼珠看了我一眼，然后随便翻开材料，浏览了一下第一页，便拿起桌上一个图章，“咔”的一下，拒了。
没有哪怕一分钟的交流。我原计划用事先准备好的上十个理由打动这位签证官，但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给我，不容我有辩解的余地，抛给我硬邦邦的一句“你无权要求我解释拒签的理由”，然后就将我扫地出门。
为什么会拒绝我？凭什么拒绝我？尽管去美国的签证是全世界闻名的难拿，但没有任何申诉和争取的机会，和美国这样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也太不相称了。
第二章 逐梦（6）
让我尤其难以接受的是，在我的乡亲们面前、朋友面前、客户面前，乃至任何一个同胞面前，我都不会受到如此轻蔑的待遇；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得不接受来自西方目光的审视。
1994年，正是一个人人都梦想出国，把老外们的钱包掏个精光的时候，但西方也并不是傻子。签证官头也懒得抬的做法，让我意识到西方的眼睛前面，仍有一副有色眼镜，中国人依旧只能“享受”到“头也懒得抬”的“待遇”。签证官用沉默发出一个个质疑：你为什么要出国？你凭什么去美国办画展？
走出美国大使馆的时候，我扯了扯那根绑在脖子上的领带，衬衣松开一个豁口，让我透透气。领带与西装，都是一百多年前传入中国的东西。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它们被中国人顶礼膜拜，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西装和领带将黄皮肤与蛮荒的世界隔绝，至少中国人这么以为。可是签证官一个翻起的眼神，就足以撕下这层脆弱的文明外衣，露出我们卑微的躯体。
人其实是最怕揭短的。在办理美国签证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的小时候，我再一次完全被人忽视了，在那一瞬间我恨不得能够钻到地缝里面去。
“要被尊重！”我反复对自己说，这是人生的一条底线，如果连这条底线都没有了，那人和行尸走肉也没有多大的分别。签证官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时隔这么多年，我事业有成，月入几万，在艺术圈子里也小有名气，可以说名利都不缺了，但我并没有成为巨人，我依然无力，这种无力感让我最终驶向了大海。
我永远要做让别人瞧得起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潜意识的反抗。就像摔跤一样，如果你不反抗，那么你永远被人压在身子底下，如果你使出劲儿来，那么在身下的就会是别人。
中国人一定要强。这也是签证官用他的眼神告诉我的。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到那个地方一看，人家对你不好，走人不就完了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赴美办展卡壳之后，我心灰意冷，潜入山沟里我自己的色彩世界。随后的两年我心如止水，直到1996年，邀请函再次不期而至，这一次它来自浪漫的法兰西。
6．浪漫法兰西
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出现在法国的艺术馆里。这话过不过头？也许，但至少我这样想。文化常常会跨越国界，当世界上存在这么一个浪漫和艺术的国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