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头顶上有鸟群飞过，比我快得多，它们的巢在更远的地方，此时正抓住天色未暗下来，赶路。
有时走一条小路，就要穿过一片竹林，竹林阴翳。这个地方不远处是一条内河，河里的湿气还有生活垃圾积聚下来的营养，被钢筋般勾连的竹根在深处吮吸着，并且不断地输送到竹梢，只要看看竹梢色泽就明白了，这都是些旺盛的生命——那么密集，人走不进去，只能在外围看着，就是白天里，里边的光线也让人感到年份久远。许多落下来的枝叶、竹壳都沉积在里边，听任雨水下来时沤泡。曾经有几次，当地社区想把它们铲平了清出一块空地，用作健身场所，但工夫显然太大了，于是罢手。我骑车累了，就坐在竹林底下歇息，总会听到里边窸窸窣窣的声响，由近而远，微弱以至没有。竹子的全身都具有中国式象征的意味，竹干坚韧、竹节虚空、竹叶清雅、竹鞭刚劲，在晴空中看一片竹林，的确如此符合我们审美的高度隐喻。只有在我坐下来歇一口气，我嗅到了竹林深处泛出来的陈腐气味，连同里边正在隐隐穿行的不明之物，使我不那么地久坐了。日光暗淡，我的眼睛无法穿透，一些叶片被行走中的动作翻向一边，没有人能告知，这是哪一种惯于在黄昏中出没的小动物。
一直要到小区，看到高高的钟楼顶上的大钟，它标明我到达的准确时间——六点二十分。整个人松了下来，如同倦鸟嗅到了巢里熟悉的气味。一路上骑得飞快，就是要远离单位，远离充满工作气味的讲台。
有一些时间必须花在烹调上。我曾经有过好几本彩印的菜谱，是一些技法简单而又实在的传授。烹调是人闲散下来的一种乐趣，物质在早晨都已准备齐全，此时进入操作阶段。一个人的平民化品质在这方面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认为烹调非大丈夫所为，上馆子去吧。一个人把在单位逗留的时间节省下来，就可以轻松地用在这上面。当一个人熟读菜谱，掌握大略，具体实践也许就不会计较味素几克、香油几克了。量化永远是对厨房里不开窍的人制定的。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厨房里有一架微型天平，为了完全达到书中所言，严格地遵守着各种比例。这就有些迂腐——一个人太遵循原则了，弄得自己一点儿灵活的权利都没有。事实上一个人越是按照自己想法去干，就越接近本质的需求。一个人连烹调这样很私有的过程都如此教条，完全是由白日里的机关形式主义养成的。日光朦胧下来的时候，手脚不妨放开一些。
在杂乱的书房里我清洗了砚台上的沉渣。很黑亮的墨汁倾倒后如果一次没有用完，第二天就成了渣滓。现在清洗不会像白日里感觉那么龌龊，只是一些颗粒而已。我把它们倒入同样变得昏暗的水池，然后放水冲入管道，沉入地下，汇合于黑暗之中。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我乐意把烹调和泼墨挥毫视为同等的一种技巧，水、墨汁、宣纸，通过笔，它们必须胶着在一起。就如同菜肴和麻油、味素、黄酒，都必须通过火，让它们互相进入对方的内部。不同的是，在烹调上我不讲究造型，而在乎入口的滋味。写字，则相当讲究造型的合乎比例——大方、优雅、洒脱，都是我追求的，因此要比一般人好得多，让人看了也分外舒适。书房内的昏暗让我有些优柔寡断，电灯打开又一下子激动起来，于是又把灯关了。我习惯于走到阳台，对着天边光亮的残余读一本字帖。这是一个叫董其昌的人写的，从明朝来。白天我不看他的字帖。白天我看那些很坚硬的北朝碑版、墓志、经幢，它们从陕西、河南干硬的地下生长出来，给笔力软弱的人一帖强大的药方。白天我边看边临，目光追逐着这些刀刻的锐利痕迹，下笔很冲，很直露，像骑在马背上下不来。这正好符合白日里的心态，笔在纸上切割般穿行，仿造一些北朝人的豪爽，想着跃马扬刀黄沙一样呼啸而来。每个人的胆量和声调在白日都放纵于尘上，使人深信在毫无遮蔽的时段，每个人都张开着臂膀，直到日落才转换成垂落的样子，敛约起来。
是谁在弹奏着舒缓的小夜曲，是楼上还是楼下，还是周围的楼层呢？小区设计得有些像人伸出手拥抱的弧形，使声音在回旋中查不出实处。这个曲子总是在上灯时分响起，弹奏者与我同样远离了办公的场所，让自己压抑了一天的私好，长出长长的藤蔓。我已把坚硬的北碑放在一边，琢磨董其昌婉约的笔迹了。与这个人的作品相遇，也是近几年的事，青年时期并不看重董书，好多次就这么擦肩而过。有一个为董其昌作年谱的人认为：董其昌在人品上是很糟糕的。这个平素不多讲人短处的长者，说了一些董的丑闻，在那个爱憎一刀切的时节，我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既然天下好书法多了去，不涉及董书也罢。这两年觉得不得了，人被慢慢地吸引。这些过去的墨迹死去的人，能把一批抗拒心理很强的大活人吸引在自己周围，每晚临摹，渐渐抚平抵触的棱角，的确是匪夷所思。我想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教科书都是首先教会了如何憎恨、仇恨、愤慨，似乎天下充满了可恨的团体还有个人，但是后来证明不对，不至于如此大动肝火，有的人还是挺可爱的。我读董书就有一种安息感，柔和、婉约还有一些萧疏，尤其是董氏在墨中兑了不少清水，使得笔下清淡虚无一般，很有隐逸之趣。白日需要一些压力，或者说革命性，把每个人都压得直咧嘴，生存现实就是这样，否则活着就成问题。此时在书房，一些重负都卸去了，阶级出身、家庭成分、人品忠奸、历史功罪，这些白日里让人警觉的话题，戛然而止。像读董其昌一样的热情，我也细致地读了赵佶、蔡京的书法，确实也上档次。在《路易十四时代》里，伏尔泰说：“只有证据确凿的事实，我们才承认是事实。”有许多事实的重温都有意激起人们无休止的仇恨，恨不得抱一块石头去砸那些已经成为虚像的人物。像西子湖畔岳坟前跪着的秦桧和他的太太，白铁无辜铸佞臣，我看到了跪像上浓黄色的痰和冒着白沫的口水，内心就一阵恶心，恶心这些咳嗽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文明推进了不少，居然还用吐口水这种鄙俗行为，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有一段时间尤其明显，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仇恨，搜索枯肠地找寻对方的不足，向国家机关汇报。不仅对存活的人，对已经消逝的人也是如此。仇恨使人膨胀，也使自己的精神空间越发逼仄。如果一个人更多浸润在宗教慈善的汁液里，他的私欲或许下降许多。在晚间我会想，什么时候我也来写一写赵佶的“瘦金书”，如此精瘦的笔迹，不能因为出自祸国的皇帝而放弃喜爱。
回到家中，一般就不会再出去了，就像倦鸟卧于巢中，如果不被惊吓，不会飞离。自从有了电话之后，晚间这个时段更加属于自己。有人想来坐谈，都会先来一个电话问询。此时全凭主人的心情，决定是否与对方见面。而不见的理由，可以随便编一个。我通常推给白天，说白天很忙，现在累了，隔着电话，对方莫辨真伪。城市中的人来人往遵循这么一条规矩，尤其是下班之后，访者会更加小心。这个现代社会规矩繁多让人厌烦，但这个规矩颇使我快意，它使人有一个心理准备。如果在夏日，还得准备把光膀子遮蔽起来。可是有好几次，正在细细品尝自己的烹调成果，门铃就响了——有的人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像在乡村串门一样不分时段，这令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内心不快。是接着吃还是搁碗迎客？心中不悦，菜肴一下子毫无滋味。我是很注重自己感觉的，心情越好，用餐的时间就越长。长度表明了人对于上苍赐予的蔬果、鱼肉都以一种感恩的心来接受。我不像母亲那样举箸前必先祈祷，即便口味不合也满心欢喜。我只是努力地接受，口齿尖利，撕扯肉类的筋脉时孔武有力。而对游鱼，则细微到每一根骨刺都了然地剔到了一边。晚餐是白日结束之前最从容的咀嚼和品味，对于我这个没有吃夜宵习惯的人，这一餐直接影响到了情绪。
可是，此时有人来了。
与人长谈短谈，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是一个很恰当的背景。在过往交流的表述上，都用了“促膝”二字以显亲切，同时还用以“不知夜半将至”以显时间的深度。谈兴如此深浓，我是毫不怀疑的，甚至谈累了枕席而卧，谈兴来时又跃然而起。我似乎都不具备这样的雅兴，和同辈和长辈交谈是如此，和学生交谈也是如此。谈不了多久，已觉太多，于是无语。信手翻翻身边的书或者告知：“天不早了，你们回去吧。”以前一位教我外国文学的老师也是如此，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他会说：“我要吃饭，你回去。”其实离吃饭时间还早。有时，人的秉性不是父母遗传的，是任课老师遗传的。譬如清高孤傲，独来独往。在大学老师里边，串门的频率一定要比社会上其他行业者少得多，守着自己一个摊子，教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唐宋部分或者讲授外国文学中的希腊神话，自主自足。而我又是其中最厌烦串门者之一，有人认为这种脾性发生在当上教授之后，其实不是，小时候就如此，家中来了客人，也懒得与人打招呼。长大了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一直往深处走。来客都能体谅一日之余他人的困倦，马上表示辞别，我在送客时必然告知：“下次来时先以电话联系。”对于有两次冒失的人，我的耐心也就走到终点。如果在夏日，客人一走我马上将作为伪装的长衫长裤剥掉，显出最简单的装束，顿时轻松了许多。
我渐渐爱上了电话，尤其是一位朋友送了一架仿古电话，很像电影《围城》里苏文纨用的那一架。后来坏了，只能接收不能发出，好在我大部分是接收的，抓在手上，就想起苏文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