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听你这么说，还有点意思。”
四
生活中的邵丹似乎与这些文字毫无关系。她是一个上足了发条的人，在合众国的万类霜天中如鱼得水，并不时吐几个美丽的水泡。这是邵丹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最能证明她生存状态的，是她纯正的美式英语、快速如飞的说话速度，以及多动症似的生活节奏。她标准的英语发音，令老外（在美国，她才是“老外”）都赞叹不已，与老外们的态度相反，我对此颇为不满，因为它彻底打消了我与老外们用英语交谈的念头，并对这个现成的翻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据此，她应对我英语的止步不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字外的邵丹，始终如一地保持着精致的生活品质，对于品牌有着灵敏的嗅觉，她对此一丝不苟，但实事求是地说，她在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硅谷中心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买的那套复式房子，却时常天下大乱，被子整日不叠，未洗的餐具却摞得老高，看上去很像我久违的大学宿舍。当然，这样的场面也可以为他们日理万机的生活节奏提供佐证。我有时会从柏克莱坐Bart到圣塔·克拉拉，在她家中小住几日，也有时她开车来我办公室楼下接我，去她家中小聚，这使我有机会对她的生活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在她的家中，她的先生余怀民同志撑起了最重要的那半边天。怀民在美国攻读的是指挥专业，我时常能从他的工作台上，看到他正在作曲的曲谱。他有一双瘦长的、魔术般的手，那双手不仅会炮制动听的音乐，而且会炮制美味佳肴。这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抚慰，使邵丹的生活充满阳光。相比之下，邵丹唯一会做的是锅贴，是从超市里买来的，然后根据上面的说明书如法炮制，那是邵丹为我做的唯一一次饭，它成为我至今为止最痛苦的早餐记忆。
我至今对我们三个同龄人共处的时光充满怀念，尤其是在美国那个遥远的异乡。有一天，喻丽清老师夫妇、程宝林夫妇和我去邵丹家做客。那天晚上，怀民用小提琴拉了一曲《白毛女》，于是，旧社会的寒冷北风，吹进硅谷的温馨之夜。来自台湾的喻丽清第一次听就喜欢它的旋律，而我的眼眶则有些反潮，我很难对当时的我进行精神分析，或许，那是一个异乡人对自己精神记忆的本能呼应。严格来说，我与怀民是同龄人，而与“70后”的邵丹有着显著的代沟，尽管年龄差距并不大。在我的怂恿下，怀民又演奏了《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当然，这是给喻老师夫妇提供的专项服务。令我惊异的是，怀民对于这首70年代的老歌曲谱的记忆却丝毫无误。在我心中，怀民始终是一个成熟、稳健，具有厚度的人，与邵丹唧唧喳喳的性格相映成趣。为了与我们保持一致，有一次，邵丹说，她最近看了《红灯记》，哭了，李玉和一家宁死不屈的光荣事迹令她潸然泪下。我和怀民一致认为这很搞笑，于是密谋，一定找一个货真价实的催泪弹奉献给她。在我们的共同策划下，我们为邵丹播放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我们记忆中，没有比它更厉害的重型武器了。但事与愿违，我和怀民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时候，邵丹却依然无动于衷，更有甚者，整个观看过程中，她喋喋不休地提出了差不多十万个为什么，她坚持认为剧情不合理，不能自圆其说。对于这种无谓的争论，而怀民和我既不感兴趣，又无可奈何。
五
我想一定会有许多事情让邵丹深感茫然。她是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人，她生长于一个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彻底妥协的年代，在青春时期携带着她的黄色皮肤以及与黄皮肤有关的文化记忆进入美国，至今仍在文化与商业、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之间徘徊不已。在各种混乱的价值观中，寻找一条自己的道路，并非易事。
我完全可以想象邵丹初到美国时的兴奋。在柏克莱，许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向我表明过这种心情。而邵丹就读的学校，是距柏克莱一小时路程的斯坦福。“美国大学的教学楼道，大理石地面，我将背包抛到天上，两眼望天，盘腿坐下。是的，就这个动作的那一瞬间。你不明白吗？我不需要查看地面的清洁程度，我不需要铺垫什么将我的屁股与地面隔离，我想坐，我就坐下，坐到了赤祼祼的地面上。你能明白这份欲望到行动过程高度简化的快感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飞翔的快感。这是我曾经追求的。我飞到美国来追求的。过道里人来人往，谁都不会大惊小怪。”
我当然不会奇怪。我没有见过斯坦福的邵丹，但在那里，我能够找到更多的邵丹。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证明了邵丹的心情。那种兴奋是重要的，却是不能持久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在面前，等待着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呼应动作。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困境，并不会因身在美国而得以赦免。在美国，最多是以一种困境代替另一种困境。
喻丽清又说：“邵丹正站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宋代与现代之间，像三十六岁的分水岭一样，她急于看出自己人生的方向。”“不过以她的聪明和早慧她不需要看到战场上遍体鳞伤的女人，她是只关注灵魂的，所以她宁可选择一个soul mate来聊天，以排解她身在异国的孤独与反思。在灵魂与肉体之间，她绝对选择灵魂。但在舍弃物质的极简主义当中，天真无邪是危险的，李清照的舍弃换来了诗词上的成就，而文明的极简主义说不定只能换来伊甸园里的苹果。”
我猜想她全部的写作动机，皆出于她的困惑。站在十字路口，四周是呼啸的车，这种喧闹反而加深了她的寂寞，使她对倾诉的渴望变得更加强大。根据喻丽清的定义，作家并不是喜爱写作的那种人，而是不得不写作的那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邵丹堪称标准的作家。因为在美国，写作，尤其是中文写作，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它只能带来磨难。作为写作者的她，无论在美国文坛，还是在中国文坛，都将被置于边缘的位置。没有任何一束追光会投向她，没有人会关注她的亮相，即使她的亮相非常精彩。这种非主流写作，尤其要面对难耐的寂寞。而对于文学的所谓信念，在美国一钱不值。所以，作为宠物的写作，比起作为宠物的猫狗更难存活。邵丹是坚定的写作原教旨主义者，我们不必对她的写作动机抱有任何怀疑。无论她的生活怎样忙碌，她都会在天亮以前起床，伏案写作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开车上班。与中国国内许多职业作家相比，邵丹对于文学更加忠诚。
邵丹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但每到岔口，她都要犹豫一下，有时在决定之后突然转向。所以，做邵丹的乘客，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她的这一性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即使像她这样伶俐的人，也时常被道路所迷惑。但她毕竟拥有选择的权利，而选择是幸福的，她远比小兰仙幸福得多，尽管所有的抉择，都不可能立见分晓。邵丹对李清照说：“三十六岁了，你我都懂得抉择的真谛——实质上并没有抉择。我们都注定糊涂一次，然后用下半生偿付这糊涂的后果。亚当与夏娃傻到想去了解智慧，但我们何需智慧才能幸福？”“三十六岁了，你们知道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悔恨与否无关紧要，我们懂得继续需要真正的勇气。”
即使选择一万次，写作仍会是她的最佳选项。在写作中，她发现了一个大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对她充满诱惑。所以，她的每个写作的早晨，既是时间的开始，也是空间的开始，她可以发现许多条隐藏在她文字间的道路，并通过这些不同的道路，抵达她无法预测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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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品发表于《十月》2007年06期 ＇散 文＇ 栏目 已被阅读 472 次 责编：宗永平
黄昏以后的世界
□ 朱以撒
一
人和鸟差不多。我指的是黄昏到来的时候，有一种急冲冲的心情，返回清晨出发的地方，这种感觉应该是一样的。从单位骑着车子，看到红灯也想顺过去，停不下来。其实快也快不到哪儿去。我看到头顶上有鸟群飞过，比我快得多，它们的巢在更远的地方，此时正抓住天色未暗下来，赶路。
有时走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