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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大屋顶他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是追求现代主义建筑的人。可他的退而求其次，却引发毛主席的不满，1955年官方就搞了一次批判，批判了大屋顶式建筑。实际上，梁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希望新北京的行政中心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以表现新中国首都的新气象，可没想到这个行政中心却要被搬到故宫边儿上来。
他还在行政区以南相当于今天北京西站的位置，规划了一个商务区。他认为这个城市由这三块构成市区，即旧城区、行政区、商务区这三块。他认为城墙留下来很好，好在哪儿呢？各个功能区之间需要一个隔离带，城墙可以摆花草，大家可以在上面下棋喝茶，这样老城区和行政区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个隔离的空间。
他也强调这个城市要为它的环境容量所限制，这个地方摆满了，够环境容量了，就不能再往里面摆东西了，要跳到另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建设一个新城，有机地进行跳跃式的疏散和联系。梁思成和陈占祥把这个方案完成后，还想做一个大北京的区域发展规划，可方案交上去后，没有了下文。
你看这是巴黎的“梁陈方案”。巴黎也是一个老城，后来也遇到要大发展的问题，怎么办？巴黎在1958年开始，就把新的中央商务区放到距离老城五公里的地方，由于避免了大规模拆迁，它的建设成本得到控制，后来发展得特别快，变成欧洲最大的商务区，老城也得到完整的保护。
在“梁陈方案”被否定之后，北京市聘请苏联专家为顾问，由他们指导做出了一个方案。（大屏幕显示1959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这就是老北京城，这个方案是以老北京城为单一的中心，一圈圈环路不断往外扩张，这是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加环线的结构。
大概在三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俄罗斯建筑科学院的副院长劳夫维奇。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北京的方案和莫斯科的方案特别相像，都是以老城为单中心，一圈圈的环路向外扩张，你们莫斯科有没有遇到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区非常紧张的状况？
他说，这是必然的，只要单中心加环线，中心区就非常紧张。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
我说，但还得想办法来改变它啊。
他说，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中心区的功能搬出去。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称“有感于俄罗斯学者的诚实”，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来补救，而我们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新一轮拆旧城的高潮，还在不断地把城市功能往二环路以里集中，结果就是：老北京、新北京都被毁掉了。
为什么说新北京也被毁了呢？因为那么多城市功能集中在旧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城市的交通与环境必被拧成一个死结。二环路以里的旧城区占规划市区面积不到6％，却集中了那么多功能，这城市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要功能都在这里，导致三分之一的交通量都在这里边发生，能不出问题吗？假设没有老北京这个城市，就是在一块空地儿做这样的规划，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你看中心区多紧张啊。
北京市区的绿化隔离带这些年来被蚕食得很厉害。近郊区的清河、南苑、北苑都成了大的住宅社区了，这些地方的房地产搞得越火热，给这个城市带来的问题就越多。因为这些人到那儿去居住，解决不了就业，还得回到城市里来上班，交通能不拥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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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4）
（大屏幕显示莫斯科规划总图）你看这是莫斯科的方案。这是一个老城，一圈一圈的环路围着它。苏联专家做完北京规划后，发现莫斯科这样搞会出问题，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把郊区成片的森林和绿化带，跟打楔子一样打到中心区来，就把中心区的密度稀释了。今天到莫斯科去看，还会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它的城市规划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改变。
而我们呢？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地加剧这样的现象。（大屏幕显示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图）你看这是1982年的总图，还是这样子：这是老城，一圈圈环路，还是这样的模式。
我曾经采访过贝聿铭先生，我问贝先生对北京的看法。
他说，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
我问，您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啊？
他说，他是七十年代末来北京的，来北京搞香山饭店的设计。
我纳闷：怎么还好好的呀？城墙都给拆没了。现在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当年贝先生到景山去看，旧城区还是一片绿海，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还在，也就建起几栋高楼而已，拆掉的只是一圈城墙。
那时，贝先生带了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来北京。在景山上看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那是他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看北京。他跟那些美国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后来，他跟我讲，北京旧城不能再拆了，拆得太可惜了，胡同、四合院必须成片保留。
两年前，贝先生在苏州开了一次会，国内的大师吴良镛、周干峙、张开济先生都去了，我去采访。大家谈苏州博物馆方案的问题。说着说着就说到北京城了，贝先生就说了一句话，北京的建筑我搞不清楚，我是一个外国人。（听众笑）
你看，城市对人的情感会产生这样一种作用，这种作用是用钞票能够算出来的吗？可能现在很多人认为钞票点不出来的东西就不算数了，悲哀啊。
回到这个方案来，1982年的方案也是很要命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有机会来改变的。但最后还是以老城为一个单一的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张，以拆除老城为一个发展方向，拆除之后的结果就是老城里边的功能在不断增强。
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偏重于发展市中心区的战略指导下，北京的房屋建筑过度集中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目前城区内每百平方米土地面积上的房屋面积为平方米，远远超过近郊区的平方米和远郊区的平方米。
我看到这个数字，觉得老北京这个地方真成一个死疙瘩了。再看一下环境指标，更让人忧虑，因为它的密度那么大，功能那么集中，承载的人口量那么大，地下水的污染也特别严重，三环以里的土壤汞含量都已经严重超标了，超得很厉害。我们呆着的这块土地，已经失去了健康，而我们还在这里生活着。还有那么多交通在这里发生，尾气的污染很厉害。前几个月，北京市有一个统计，说北京儿童的铅中毒率很高，尾气污染太厉害啦。
所以，这个规划得改一改了，总不能把中心区变成一个汽车和尾气的海洋吧，这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
现在为了满足小汽车的交通，北京市在一些地方拆除人行道拓宽车行道，这样，人们更没有理由不去开车了，交通只会越来越堵。
而我在纽约看到的情况却是，曼哈顿的摩天楼那么高，却小马路友好相处。我就奇怪，这还不堵车呀？可就是不堵，为什么？因为人们不拓宽马路，就是为限制小汽车的使用。曼哈顿80％的人没有私家车。那个城市真是好，地铁四通八达，那个街是可以逛的。
我们中国人是爱逛街的，可现在能够逛的街是越来越少了，城市里修的全是路不是街了，修的都是公路，那两广路、平安大街，那么宽，难道不是公路吗？这还怎么逛？
你看长安街一百多米宽，梁思成说老年人怎么穿行啊？百米健将还得跑十多秒啊。两广路七十多米宽，在座的老人家你们怎么逛啊，所以两广路上的那个大都市街，没有人气，晾在那儿多少年了，根本没办法搞活，这个地方已被拆成郊区了。
说到底，交通政策与城市形态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美国的菲尼克斯全是宽马路，但那个宽马路和咱们北京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北京的宽马路全是堵着的，它那里不堵。为什么不堵呢？因为它那个城市里的房屋，就是一层或两层，密度很低，所以交通量相对较少。它那个城市漫无边际，低密度扩张，街上是飞驰的车辆，很难见到一个行人。城市的密度太低了，安全是个大问题。市中心在哪儿都搞不清楚，你在街上呆着没有安全感，周围空荡荡的。
在这样的城市里，没有车你真活不了，老人家开不了车了，只能到福利院等待上帝的旨意。年轻人在街上恐怕连一见钟情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街上几乎看不到人。路特别宽，整个城市的街头都是编号。车开得很快，所以编号要写得很大，让驾驶员能够看清楚。这个城市虽然不堵车，但整个城市就像郊区一样，很少有那种可以逛的地方。
这样的城市已被美国的规划师称为郊区型城市，有一位到过北京的美国规划师却对我说，北京是一个更大的郊区。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你看北京那么宽的马路，只是让车辆迅速通过，跟两边的建筑不发生关系，这是典型的郊区模式，房子还盖得那么高，自然是更大的郊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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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5）
我说是啊，你看机动车在长安街是不能停靠的，就是让你赶快通过。这么宽的马路，是逛不起来的了，它实际上是个公路，都这样建，还是城市吗？这样的道路模式把城市的经济发育能力给整没了，这是非常大的损失。
有位美国学者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修那么宽的马路呢？为什么还在重复我们美国过去的教训呢？他说他们现在发现立交桥和大马路往往是破坏城市交通质量的因素，简单地依靠交通工程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靠交通政策，你如果采取鼓励小汽车发展的交通政策，你的城市就应该是低密度的，如果你的城市是高密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