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的头名“状元”，并在毕业典礼时得到日本天皇亲赐的指挥刀后，学校当局一直耿耿于怀，教官也对中国学生另眼相看。他们多方防范中国学生再度夺标，并从第四期后让中日学生分开上课，对中国学生处处“留一手”，以后甚至不让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起住，一起吃，致使中国学生颇感不平。阎锡山本来就不太重视课堂知识，在受到如此不公后，更觉得无须在功课上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平时只用较少的时间应付功课，即使对被视为学生“命根”的考试，他也只是敷衍一番。如考算学，他往往不用公式，不经演算，而直写得数。教师只给记及格分，他也毫不在意。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和一些同学计划绕道朝鲜旅行，浏览一下三韩的风光。然而，万没想到在日本恐怖统治下朝鲜人民生活得如此可怜。
朝鲜在甲午中日战后，逐渐被日本鲸吞。1904年2月23日，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了“韩日议定书”，11月，签订了《乙己保护条约》。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了《丁未七款条约》，使朝鲜各级政权机关完全置于日本的把持之下。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朝鲜人过着低三下四的殖民生活。
阎锡山到朝鲜的时候，正值日本密谋策划武力吞并朝鲜。同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就通过了吞并朝鲜的决定。次年8月，朝鲜国王承认日本提出的《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当阎锡山来到朝鲜的京城汉城参观王宫时，适逢大臣们下朝。一看见西装革履的阎锡山等人昂首阔步，大臣们误认为是日本人，于是人人流露出瑟缩之状，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连街心都不敢走，一个个紧贴墙壁，缩头缩脑，匆匆而过，每走几步，还担心害怕地向阎锡山他们偷窥几眼。朝鲜大臣的这副可怜模样，使阎锡山不难想象，他们平时一定是经常受日本人的欺负凌辱，所以才不敢坦然行走和无畏直视。这更使阎锡山推想到亡国给人民心灵上带来的灾难。大臣尚且如此，百姓恐惧痛苦之情就更无法形容了。于是阎锡山深切感慨道：“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晚间住进旅馆，曾有一位朝鲜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这一批来自日本的学生。当记者知道他们都是中国人，心里按捺不住难过之情，顿时情不自禁地流出心酸的泪水。最后这位记者无语掩面而别。
从汉城到平壤，阎锡山沿途看到一幢崭新的独立洋楼夹杂在旧式房屋之中，显得特别出众超群，感到非常奇惑，经问询才知道那是一所*学校，是专门训练*供日本达官贵宾娱乐的。阎锡山听后，更深感亡国之民的苦痛，不禁暗自叹息道：“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了。他认为，亡国的危险一定要告诫国人，使人人知晓亡国的苦楚。所以，以后他回到山西，经常向革命党人讲述亡国之可怕，又大声疾呼救亡之必要，喊出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后，他先当山西督军后当山西省长，多次对山西民众大讲亡国之害。在一本山西省整理村范的小册子里，曾记述有这样两条醒目的标语，分别书写在各县、村的墙壁上，以警示民众：“治病要在人未亡之前治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
《马关条约》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无可争辩地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所以阎锡山的警示，在当时对唤起山西人民的救亡意识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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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1）
1909年4月，阎锡山等绕道朝鲜回国。这一年，恰恰是革命事业极端困难的一年。从1906年到1908年，孙中山和黄兴连续多次发动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海外经费告竭，筹款困难，党内争端迭起，内部陷于分裂，许多革命党人意志消沉。而清政府收买人心的预备立宪活动，却搞得热热闹闹，各地咨议局纷纷成立，立宪派大造舆论，动辄拉上几万、几十万人签名上书，摆开队伍轮流伏阙请愿，看上去颇有气势。相形之下，革命党人却大有冷清寂寞之感。《民报》早被封禁，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虽然极力鼓动人心，图谋再举，但这一年内竟组织不起一次反清起义。在革命处于艰难之岁，阎锡山瞻望形势，观察风色，认为革命党人要掌握兵权，有必要选择一条缜密稳妥的路子，那就是在下层搞兵运的同时，也要做上层的工作。
阎锡山一回到山西，被安排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官。与他同期回国的温寿泉被安排在山西大学堂任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等同盟会员以及黄国梁、姚以价等革命的同情者被分配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由于训练有方，三个月后，阎锡山升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按说他的升徙是很快的，但阎并未满足。为了使回省搞兵运的同盟会员不致于因工作分配而涣散斗志，更为了求得实际掌握兵权，阎锡山进行了多方活动，目的是要直接跻身军界。
阎锡山首先瞄准山西新军协统姚鸿发。姚不仅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根深腰硬，其父姚锡光，官居清廷陆军部侍郎（次长）。阎锡山积极和姚拉关系，甚至为姚出谋划策，于是逐渐博得姚的信任。
其次，阎锡山还利用他父亲的关系，紧紧拉拢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梁善济。梁善济是山西崞县人，清朝翰林、立宪派在山西的首脑人物，与当时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关系密切。虽然在政治上说，立宪派同革命党是互相对立的两派，但阎并未拘泥于这种政治上的约束，他一面利用旧关系，一面又利用梁的秘书邢殿元在梁面前褒扬，逐渐取得了梁善济的好感，并通过梁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
正在此间，1909年11月，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召集由日本归国在各省服务的士官学生举行会试，拟按成绩分别录用。这客观上为革命党人中从事兵运工作的人员汇集北京互通情报，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同盟会的不少中坚分子，如江西的李烈钧、四川的尹昌衡、陕西的张凤翙、云南的唐继尧等都参加了会试。山西参加会试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等。同盟会会员聚首谈心，相互介绍了各地同盟会分会的情况，特别是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并对起义时如何相互联络策应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通过这次会试，更鼓足了各省革命党人兵运的勇气。
会试结果，阎锡山名列上等，被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另外，温寿泉名列优等，被赏给炮兵科举人，并授予副军校的军衔；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崧、顾祥麟、武滋荣、王宝善、张维清、焦纯礼等，被分别赏给步兵、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 。 。 想看书来
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2）
在清朝时期，能中举人，确实是很大的功名，但这时的举人和通过八股文考试取得举人名分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会试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举行的，是针对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专为留日学生举办的，是为了鉴定学军事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同盟会会员来说，名分是次要的，主要是为了重新聚首，商讨起义大事。不过，这一无关紧要的举人名分客观上对同盟会员兵运工作是有利的。会试之后，清廷陆军部发出了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当的指示，这就为同盟会员担任新军领导职务开了方便之门。
山西编练新军始于1902年，到1909年12月才经陆军部编定为暂编陆军第43协（旅），下辖第一标、第二标。统归山西督练公所指挥。协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是阎锡山已认识的姚鸿发。两标标统分别为齐允（满族）和马增福。二人都是旧式军官，昏聩无能，且无带领新军的知识和经验。陆军部的指示发布后，温寿泉被任命为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黄国梁、阎锡山分任两标教练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
不久，姚鸿发调山西督练公所任总办，总管全省兵事。那时清朝官制已相当*。姚出于对阎锡山的爱慕，曾向阎提出拿出5000两银子举荐他充任遗缺，被阎锡山婉言谢绝了。阎在《早年*》中说：
姚协统鸿发是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5000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呈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离得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这样，第43协统由谭振法接任。谭接任后根据陆军部指令，第一标改称第85标，标统仍为齐允；第二标改称第86标，标统为马龙标，旋以夏学津接任（习惯上第85标、第86标仍称一标、二标）。这时，阎锡山仍任教练官，屈于夏学津之下。
夏学津是巡抚丁宝铨的红人，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但此人治军却有一套办法，颇得旧官僚们的倚重。另外，85标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虽然治军无能，上方也不敢有所得罪。革命党人要取得兵权，必须除掉这两个障碍。为此，同盟会内部开展了与夏学津、齐允斗争的活动，以阎锡山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暗地搜集夏、齐的劣迹材料，以便相机打击。这个小组由同盟会会员《晋阳公报》的访员蒋虎臣（清源县人），岢岚县的赵萃珍、赵萃瑛弟兄，张树帜以及协本部的司书弓尚文等人组成，由李嵩山具体负责。不久便侦知夏学津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经常出入抚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