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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这样一说，记者心领神会，高高兴兴去作了补充采访。交上来的第六稿，小标题由原来的《如此举报不宜提倡》改成了《网上举报：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这样的“模糊句式”，导语也改成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表述：“‘副市长殴打情妇遭举报，被罢免职务’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引发各方激烈争论，叫好者有之，反对者亦不乏。”
接下来，记者首先引用了几名网友的言论，又采访了几名群众，分别讲他们为什么“拍手称快”并赞成网络曝光的理由：网上曝光可以对有关部门形成舆论压力，促进问题早日解决；传统举报途径不畅，很多举报如泥牛入海；网上举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力量，能为纪检监察部门提供公务员违法违纪线索，等等。
在写完网友和市民群众支持网络曝光的声音后，记者话锋一转，亮出律师、学者和纪检监察机关对此的观点和态度：侦查权是公权，个人无权进行侦查行为；网上曝光不应该是法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欢迎群众据实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包括通过专门的举报网站，但对网上公开曝光官员个人隐私不提倡，因为官员也是公民，隐私权也要受到尊重。
文章的最后一段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表达出我们希望引导的舆论方向，但采用的依然是客观、公正的表现手法，委婉而不生硬：“利弊之争没有定论。但‘副市长网络落马’事件所带来的，应是让更多人反思和警醒，而不是示范效应。”
很好！我向记者伸了一个大拇指：“通篇没有一句话讲对网络曝光要理性认识，但声色不露间达到了引领读者去思考和反省这一问题的目的。记者就应该像这样讲求舆论引导的艺术，去巧加引导而不是强加于读者！”
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
2007年8月23日 星期四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瓦房小学教师毛利辉无疑是今年以来最有名的“网络红人”之一。年初，他将他的学生们衣衫褴褛的“走光”照片贴在了网上，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爱心狂潮”。
我们的记者非常敬业，不仅深入大关县寻访到毛利辉，与毛利辉促膝交谈，听他诉说心底里最真实的话，还同毛利辉一起翻山越岭，亲身体验乡村教师的艰难生活。
记者传了稿件回来。值班副总编觉得有一些细节拿不准，把稿件送到我这里。
这是一篇有冲击力的深度报道，看得出来记者下了工夫。他选取的报道视角也十分独特，没有停留于对这次爱心事件的简单追踪，而是探讨了“爱心狂潮”背后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诸如：全国各地已有7000多件包裹寄到了瓦房小学，一直到现在还有捐赠在源源不断涌来。捐赠品主要是一些衣物，足够孩子们每人分上好几百件；而瓦房小学的孩子们用不完，又没有一种机制能让这些捐赠惠及更多的山区穷孩子。还有，毛利辉和他的学生们在网上成名以后，不断有机构来邀请他们出席各种筹资、义演等活动，使他们深陷于“商业”的困扰之中，等等。
值班副总编拿不准的是文中的几个细节。记者为了表现这次“爱心狂潮”也给当地带来一些苦恼，用了这样一些事例：乡里邮局的邮递员为了处理蜂拥而至的“爱心包裹”，工作量剧增又领不到加班费，不堪重负辞职不干了；不少爱心捐赠因地址不详被直接寄到了县教育局，局里不得不花一些人力物力财力转运这些包裹，为此怨声载道；很多衣物因为是旧的，卫生局还得花钱出人来集中消毒；县里为处理这些捐赠品已经花了好几万元，成了这个贫困县“沉重的额外负担”；毛利辉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每个月的话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等等。
值班副总编担心这些细节给整个报道带来负面效应，下不了决心签发这篇稿件，要我来定夺。
我认为他这个关把得是对的。尽管记者写的这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其不是事实，但是，新闻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还肩负着传播正确价值观的义务。记者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取舍，体现他的价值判断，并向受众无声地传播着这种价值观。
如果把这些新闻事实都不加取舍地写进稿件，那些为山里孩子们奉献爱心的人们就会特别寒心：既然爱心捐赠都被当成了“沉重的额外负担”，那还要奉献什么爱心呀，真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这样一来，稿件传播的就是“奉献爱心没有价值，不值得提倡”的价值观。
实际上，记者真正想表达的价值观并非“爱心不值得提倡”，而是“让爱心惠及更多的山区孩子”，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稿件选取的这几处新闻事实，却无助于记者对这种积极价值观的表达。
值班副总编主张将上述内容全部删除。我想了想，新闻事实毕竟是新闻事实，作为记者当然应该尊重事实。但尊重事实没有错，对事实的表达也应该讲求艺术。我说：“这样吧，稿件留给我，我来打磨一下。”
我动手修改这篇稿件。我采取的表述方法是：完全客观地描述事实，而摒弃所有主观色彩的语言，记者也不对客观事实作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比如，只讲很多包裹寄到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转运，这是客观描述事实；而引用县教育局一些职工的抱怨，就掺进了主观的价值判断，是需要摒弃的。
我想，在客观的新闻事实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时候，新闻记者只要能做到尊重事实、客观描述事实，至少不去传播消极的价值观，也就算尽到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吧。
我们的报道为什么总像是在“强词夺理”？——浅谈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差距（1）
2007年8月10日 星期五
涉藏外宣研讨会在西藏林芝召开。
做记者这么多年，每年也都要参加一些业务研讨方面的会议，能够从会议中、从领导和同事的交流中领悟到一点东西，哪怕只是一个观点、一句话能够引发自己的思考，也是很大的收获。
主持人开宗明义地指出，西方老外们对西藏极为关注，但我们想说的，却并不是西方受众最迫切想了解的，这种“自说自话”的对外报道方式使得我们的对外传播效果不理想，我们宣传的东西很难为西方受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必须改进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
主持人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水平怎么样，直接关系国际舆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国际社会接受西方记者的涉藏报道比接受我们的报道要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西方记者在新闻理念、报道艺术等各方面的确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都是搞新闻工作的，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即使在我们看来有不少是被歪曲了的事实，但人家写出来就是有人信，而我们自以为很正确的报道却鲜有人理睬，这种现象实在发人深省。
埋怨西方人“固执”“不友好”是没有用的，只能从我们自身的对外报道中去寻找差距。我们要真正同西方媒体进行舆论竞争，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努力缩短我们与西方记者的差距，着力提高我们自己对外报道的国际表达水平。
我们和西方记者的差距究竟体现在哪些最主要的方面呢？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把差距一点一点地找出来，然后围绕这些差距一点一点地去改进，总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向西方记者的报道水平靠拢的。
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北京来的黄燕女士首先为我们作“海外媒体关注的西藏热点问题”的情况介绍。她在演讲中的一段话，让我体会到我们与西方记者在新闻理念上的一个差距。
黄女士举了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却让我深受启发：西方人写信，习惯于先写收信人姓名，然后再写门牌号码、街道，最后才写城市名；而我们中国人写信，一定是先写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街道某个门牌号码，最后才写收信人姓名，跟西方人的习惯正好完全相反。
这说明什么问题？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是以小见大，由近及远；而我们中国人说话写文章，都习惯先戴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举出事例来说明。
我体会黄女士说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这样的表达方式固然有开门见山、立场鲜明的好处，但多少会让人觉得你这“立场”是强加给别人的，虽然也不乏事实依据，但列举的事实都是为了去证明你事先已经预设的结论。在西方人看来，怎么都像是在“强词夺理”；而西方人说话写文章先从小事讲起，层层递进，一件事引出十件事，一个方面引出多个方面，最后的结论是自然而然得出的，受众当然觉得要比我们说的“可信”。
我们的报道为什么总像是在“强词夺理”？——浅谈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差距（2）
随手翻翻我进藏途中从飞机上带下来的那份《成都商报》，这种“导语戴帽子，然后才说事”的新闻叙事方式还真是不少，如一则《乱享公交优先权司机遭处罚》的消息，从标题看应该是故事性很强的新闻，但其导语就是先戴上一顶帽子：“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的通行效率，交管部门在城区道路专门设置了公交优先道，并制定了严格的通行规定，然而，这些公交优先车道目前却经常被一些图方便的社会车辆占据。”在“帽子”之后，记者才开始讲“昨日下午”十余位侵占公交优先道的违法司机被交警现场处罚、教育。
《南方都市报》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