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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张先生由于年迈、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有新的文字问世了。其实先生早就可以颐养天年、安享人生的幸福了，因为在10年前他就已经把他成熟、完整的人生哲学留给我们了，当然还有他代表的“张体”文章。
（2003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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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1）
我国当代著名出版家，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后又成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先生，一直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他曾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含义太复杂，我也没有能力担负知识分子的使命。只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做一个知道分子还差不多。”
最近我读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以下简称为《知道》）一书，感触颇多。在书中，沈公从自己“从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孩童时期谈起，一直到“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这段精彩人生轨迹娓娓道来，既道出了他为躲避生活的风浪，施展小聪明而做的一些“坏事”；也道出了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做的许多大事。他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十年，“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读书界和出版界皆奉他为《读书》的灵魂人物。现在，这位“知道分子”很可能是出版界唯一被人一致尊称为“公”的在世之士。沈公一向谦虚，面对辉煌，他总是以一句“我其实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靠点小聪明”轻轻带过。读了沈公所述过往人生历史，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沈公所说的“小聪明”；同时我们也可以细细地体味到他其实是一位极其懂得为人处世之“道”，颇有人生“大智慧”的知“道”高人。
在《知道》一书中，沈公将自己施展小聪明而做得不少“坏事”，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全盘托出：
沈公的小聪明是有家庭渊源的。1931年，沈公出生于宁波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父亲好吃懒做、沉迷于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沈公和祖母、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祖母和母亲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沈公就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指外国人管理租界的机构）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沈公读书时的名字也改为“王昌文”。看来，沈公日后的小聪明是有遗传基因的，或许是他那时从祖母和母亲那里学来的。
13岁时，沈公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首饰店）里的学徒生涯。他的确有点小聪明。老板喜欢打灯谜，经常打不出来，他就给他打出来，很讨老板喜欢。老板把他当子侄辈对待，以至于后来想把女儿嫁给他。沈公的小聪明还表现在做生意上。那时候抗战刚胜利，首饰店所处之地是上海低级妓院聚集区，时常有烟花女子拉着美国大兵到银楼来买首饰。别的伙计一见到美国大兵就害怕，而沈公不但不害怕，他还用美国总统的名字招呼每一位客人“Hi，（嗨，杜鲁门先生）”；或者“Hi，（嗨，罗斯福先生）”，对方一高兴买卖就成交了。所以他总是店里销售业绩最好的伙计。说洋泾浜英语，做伺候人的工作，住在“藏污纳垢”的地方，但这位贫寒的“小聪明”很勤奋好学。做工之余，他上过夜校、公园的免费“学校”，最后用给工厂造假账挣来的学费，在被他称为“野鸡大学”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一年级肄业。
1951年，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沈公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和一个证件去报名。他通过一个开文具店的同学，帮他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写上“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去应考”。其实所谓《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儿奏了效，最后他竟然被录取了。几个月后，他从上海被派到北京工作。 。 想看书来
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2）
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沈公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全部交代了，包括造假账的事情。不久人事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不适合再留在北京”，准备将他辞退回上海。这时候，他的“小聪明”又派上了用场，由于懂得会计、俄语以及出版，他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俄文书《出版物的成本核算》。他翻译的书被出版社的领导看到，认为这个小校对是个人才，于是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他走，还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随后沈公平步青云，且获得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
沈公还凭着小聪明，躲过了“*”这场浩劫。开始，沈公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逍遥”的，既没有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加保皇派。后来保皇派以“走白专道路”的名义开始整他。他便只能对造反派表示支持。“造反派那时让我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比如要抄某个领导的家，他们就叫我去，把他们抄来的书拿来让我作鉴定，看看是不是罪证。我不动手，不抄人家的东西，但是必须讲一点两面派的话。要说这本书不好，那本书也不好，不过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等等。我本来是可以逍遥的，可是事实上没有逍遥起来。我对自己当时的处境非常愤怒，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保全了自己，躲过了那场夺走许多人性命的政治灾难。
当然，也是凭借小聪明，沈公为三联书店干的好事也是有口皆碑。1986年，沈公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只得到30万块钱的经费。经过几年的经营，三联书店有了一些积累。沈公就筹划盖一座新办公楼，但凭当时“三联”的经济实力，怎么能盖得起呢？他就通过一位熟人，与邹家华副总理的秘书联系上了，后来就很顺利地拿到5000万元盖楼经费。楼盖好了，沈公也退休了，没有在新楼里办过一天公。还是靠小聪明，沈公在主持《读书》期间，“绵里藏针”之类的编辑策略使得这本杂志在赢得读者的同时，又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诸多风波中安然无恙。
在我看来，现实生活中，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确应当学学沈公这样的“小聪明”，它可以帮助人摆脱困境，解燃眉之急。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是盲目的执拗，除了以身饲虎，并不能证明你的勇敢，只能说明你的偏激和愚蠢。“机关用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知从何时起，当我们中华民族大智大慧得到更为充分发挥的同时，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里似乎生出了对“小聪明”的难以接受。沈公没有被聪明所误，道理既深又浅，就是他做人做事始终是一个知“道”之人，他施展的所有小聪明都没有掉下“道”的底线。这或许正是沈公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和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沈公为人坦诚豁达、诚恳热忱，从不干整人、害人的事情。即使在“*”期间，他也没有违背自己为人之“道”，没有参与抄家、批斗人的所谓“革命造反”行动，只是做了一些鉴定好书坏书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来常常感到惭愧；沈公待人温和谦逊、说话诙谐幽默，一向有绅士风范，凡女性则必称“小姐”、“女士”，凡男性则必称“先生”。正如出版人黄集伟所言：“沈公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正是由于沈公诚恳和谦逊的为人，使他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朋友。他曾用20个字概括自己的编辑生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其含义是在饭桌上和朋友谈论约稿和出版的事，在吃喝中建立深厚情谊，朋友之间互通出版信息，大家一起坐等挣钱发财）”。许多先贤大家如费孝通、汪道涵、吕叔湘、许国璋、陈原、史枚、冯亦代、李慎之等都与沈公交往甚深。
夹在自己尊敬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沈公总是自称“书商”——“混迹文墨场中几十年，专事贩运倒卖”。他主持出版的《情爱论》、《第三次浪潮》、房龙的《宽容》等西方优秀图书，在上世纪80年代反响极大，他本人一直引以为荣，只是几本书中一些段落内容当时被他“把关”删减掉，令他至今痛心惭愧；他还引进了一批台湾作者如朱德庸、蔡志忠、幾米等人所著的优秀漫画图书，开了大陆出版台湾图书交流之先河；他本人还著有《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阁楼人语》等图书。沈公在总结他做出版的经验时曾说：“我做出版，就是这么简单，强调文化第一、质量第一、人脉第一。把这三个东西贯彻进去，出版工作做起来就比较顺手、比较有趣。”
沈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执掌《读书》杂志的工作，成绩斐然，为海内外知识分子所称道。这本小小的杂志曾经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座重镇，它既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