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理，他在自己所饰演的角色中表现了人民的功勋和英雄气概的源泉。
1982—1984年邦达尔丘克与墨西哥电影界合拍了双集片《红钟》。第一部《战火中的墨西哥》，第二部《我看见了新世界的诞生》。这是以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的评论家约翰·里德撰写的《奋起的墨西哥》和《震撼世界的十天》而创作的革命历史剧。
1986年5月苏联举行了第五届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邦达尔丘克，这位赫赫有名的苏联电影人，不但没有被选入理事会而且连代表也不是。说明苏联改革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尖锐性。当时著名的电影导演尼吉塔·米哈尔科夫表示：“对谢·邦达尔丘克的影片和为人可以持有不同的态度，这是个人的事。但不把拍成《一个人的遭遇》、《战争与和平》、《他们为祖国而战》的人（且不说这几部影片已成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历史）选为代表大会的代表，这纯属胡闹……”
苏联电影商业化的倾向日趋严重，邦达尔丘克坚守自己的艺术阵地，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去拍摄警匪片，而是根据普希金的悲剧改编拍摄了《鲍里斯·戈东诺夫》。这是一部题材严肃的作品。《鲍里斯·戈东诺夫》是普希金二十七岁时完成的悲剧，探索的是人民与政权的关系。
电影界的极端分子极力排斥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上最后一天放映这部影片时，苏联竟没有一名记者在场，事后却宣传电影失败了。而这部影片那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邦达尔丘克本人扮演了鲍里斯·戈东诺夫。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角色演完了，影片拍成了，可是我夜夜醒来时还是以鲍里斯的生活而痛苦而死亡。摆脱一个角色是极其困难的。”可见他的关注与精神集中的程度。他又说：“一部经典作品，无论与我们今天怎样相比，它总是有血有肉的，因此是永生的。”邦达尔丘克不为商潮的泛滥所左右，不为媒体的舆论而动摇，他在逆风中一往直前。
1992年邦达尔丘克接受意大利国际电影公司的邀请合拍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原计划拍摄上下两集的影片和一部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扮演格里戈里的演员是英国人鲁倍·艾维列特，阿克西尼娅是法国女演员杰尔芬·弗列斯，另外纳塔莎·安德烈琴柯扮演达丽娅，伊里娜·斯科勃采娃扮演伊里英吉娜。拍摄完毕后，意大利影片商恩佐·里斯坡里宣布破产。影片被没收， 460盒影片被锁进保险箱。据说原版被运往伦敦。总之，谁也没有看到这部影片。这对邦达尔丘克来说是一块心病。临终前，他还在关心这部影片的下落。他对自己的夫人说：“伊拉，你把影片找回来。”
事业的挫折大大伤害了他的身心健康。
我国电影界很重视邦达尔丘克的艺术成就，1994年上海举行国际电影节，曾邀请他携夫人一起来上海作评委。他欣然表示同意，但突然病发，未能成行。
围绕着邦达尔丘克还有种种争议，但他作为一位导演和演员无疑是杰出的，留下来的艺术遗产丰厚而多彩，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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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音符
——彼·柴可夫斯基（1840—1893）
我准备给柴可夫斯基的墓碑拍个满意的照片，时间总是不合适，或绿荫遮盖，或光线太乱。有一天，我在公墓里足足转悠了整个下午，还是没有等到合适的光照。
柴可夫斯基墓在彼得堡艺术大师公墓的北侧，那儿有一条通称为“作曲家的小路”，柴可夫斯基的墓就在这条小路的顶头。它占据的位置比较突出，面积也比较大，墓碑也比较复杂。
柴可夫斯基的胸像由帕·卡缅斯基创作，摆在刻有他的姓名的碑座上。胸像上下有两个天使。上边的天使手扶十字架，张着翅膀，保护墓主；下边的天使双翅合拢，依偎在碑座旁，默读乐谱。天使雕像是由两名雕塑家创作的。有人认为天使在这里显得十分俗气。
柴可夫斯基很早便成了俄罗斯遐迩闻名的作曲家，虽然只活了五十三岁，可是为人类留下大量传世的佳作，即有管弦乐作品（如《1812年序曲》），也有交响曲（如《第六号b小调，悲怆》）、钢琴协奏曲（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小提琴协奏曲等。他写了大约十部歌剧（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三部芭蕾音乐（如《天鹅湖》），一百多首旋律优美的歌曲。在任何一种音乐体裁中都有创新。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在演奏他的作品。
他是一位处在浪漫时期顶峰的伤感的俄罗斯作曲家。他的作品高雅，同时吸收了农村的民谣和城市的小调。他是和西方音乐界交往最多的一位俄罗斯作曲家。他善于借鉴欧洲创作的精华，丰富自己的音乐语言，使手中的音符变得像彩虹一般绚丽。
柴可夫斯基生前死后都围绕他流传着很多轶事。
他本来是学法律的，在司法部当过公务员，但很快便放弃了比较优厚的生活条件，转向喜爱的音乐事业，过着穷困的日子。他从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后，到莫斯科当了音乐教员、作曲家、指挥等，很快便成了众目睽睽的人物。
他一生最富有浪漫色彩的事是与梅克夫人的通信，从三十六岁到五十岁，持续了十四年之久。梅克夫人的丈夫原是修建铁路的富翁，死后留给她巨大的遗产。他们的公寓多达五十间房子，如同一座宫殿。梅克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爱好音乐。孀居时放弃上流社会生活。当她发现柴可夫斯基这位音乐天才时，便以向他订约小型音乐作品的作法，付给很高的稿酬，变相地给予他资助。他们书信中相互表达彼此的崇敬，但没有一句谈爱或求婚的话。柴可夫斯基常常向她倾述自己对大自然、对国外生活的感受、创作的苦衷。她鼓励他，赞扬他每个微小的成就。这位神秘的梅克夫人一直不与他会晤。有过两次机会本来可以见面，可是梅克夫人还是有意地回避了。有一天她坐在马车上，看见步行的柴可夫斯基，她没有停车，仅仅点了点头。他们通信频繁时，柴可夫斯基曾把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她。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您不愿意我把您的名字写在交响曲的标题上，那么也可以删掉。只让你我二人知道这部交响曲是献给何人的……”1890年梅克夫人声称家业破产，从此断绝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经济资助，同时也停止了与他的书信往来。这对于多情的柴可夫斯基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柴可夫斯基是位要求严格的作曲家，但他的每部作品问世后几乎都先遭到评论家的否定，甚至钢琴家拒绝弹奏。可是后来，一部部作品又为他赢得了很大的荣誉，在国外演出时为祖国争了光。
近些年来世界上关于他的死因又时而见诸报端。
柴可夫斯基三十七岁时曾和一位追求他的二十八岁的米柳科娃结了婚。那是一次不幸的婚姻，婚后不久，柴可夫斯基便和她分了手，并通过别人向她宣布解除婚姻关系。有人说，他结婚是为了掩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有人说，柴可夫斯基的死也与同性恋有关。
1893年10月22日，柴可夫斯基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亲自指挥演奏了第六交响曲——《悲怆交响曲》。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首次正式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准备几天后返回莫斯科，然后12月去敖德萨。没有一点死亡的预兆。
1893年11月7日彼得堡所有报刊上突然刊出柴可夫斯基不幸逝世的消息。官方报道是：那天，演出《悲怆交响曲》之后，回住地的路上，柴可夫斯基在涅瓦大街感到口渴，走进一家饭店，喝了一杯水。回到住处后病倒，过了几天便逝世了。医生诊断，水中含有霍乱病菌，致使他身亡。很多人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
另一种说法认为：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活动被告到皇上那里。当时，同性恋不仅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行为。和柴可夫斯基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是俄罗斯一位公爵的晚亲。此事暴露后，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读书时的老同学为了挽救他的声誉便组成“良心法庭”，对他作了审判。于是柴可夫斯基选择了自杀的办法，以了此案。
西方有人将这一经过写成专著。
俄罗斯也有人写成书进行反驳。
双方都作了很多调查，引证了很多事实与资料，但结论难于推测。
柴可夫斯基的死因说法不一，无损于他的创作成就，也没有减少人们对他的爱。
我每次来到他的墓前，都看到束束鲜花和仰慕的人群。1954年我曾随我国作曲家吕骥、小提琴家马思聪、歌唱家盛家伦等访问参观过柴可夫斯基一度生活过的克林庄园，聆听过名家的演奏，余音仍然响在耳际。
柴可夫斯基一生没有个固定的家，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一无所有，他只有神奇的音符，而他用这神奇的音符所创造的美妙绝伦的旋律响彻世界，令人陶醉，亿万心灵从中享受到了美的喜悦，促进了对光明的追求。
1998
音乐是善 不是恶
——德·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于1975年逝世。他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第二区。
墓不大。低矮的铁栅栏，围着一个土坟，坟头伫立着一块不高的长方形的花岗石墓碑。碑上嵌着肖斯塔科维奇的姓名。下边是个五线谱音符，它取自什么乐章？代表什么，我多少年来没有弄清楚。石碑的中间嵌着很小很小一帧墓主的照片。墓碑的设计者是亚·扎瓦尔金。
我喜欢音乐，对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作曲家更是充满好奇心与敬意。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销毁了不少外文书籍，但不知为什么将苏联1936年出版的批判肖斯塔科维奇的小册子——《噪音代替音乐》，古铜色封面，毛边，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