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销毁了不少外文书籍，但不知为什么将苏联1936年出版的批判肖斯塔科维奇的小册子——《噪音代替音乐》，古铜色封面，毛边，保留了下来。
肖斯塔科维奇出生于彼得堡一个波兰血统的后裔家中，父亲是颇有成就的工程师，曾和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在一起工作。母亲是钢琴家科柯林娜，正是她给小肖斯塔科维奇灌输了对音乐的爱。
小肖斯塔科维奇上有姐姐，下有妹妹。他九岁学钢琴，十三岁考入彼得格勒音乐学院。
1922年，父亲逝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课余到一家电影院里弹钢琴为默片配乐。
1925年，肖斯塔科维奇毕业作品是《第一交响乐》，显示出过人的天赋。
1928年肖斯塔科维奇根据果戈理的小说《鼻子》写成歌剧。
1929年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臭虫》配乐。他并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主要因为他与导演梅耶荷德友好，所以被邀请配乐的。
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与年轻貌美的物理学家尼娜·瓦尔莎结婚，后生一女一男。
1932年他以列斯科夫的小说《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为主题写成歌剧。这部歌剧不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公演了，而且还在欧美其他国家演出，受到普遍的欢迎，盛况空前。肖斯塔科维奇被誉为新一代出类拔萃的音乐家。
斯大林看了《麦克白夫人》之后，颇为不满。1936年1月28日《真理报》上刊出社论《噪音代替音乐》，据说这是斯大林口授的文章。“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听下去……”
苏联大清洗开始。人人自危。一周后，《真理报》又刊出第二篇社论，仍然是针对肖斯塔科维奇，斥责他是“形式主义者”。
肖斯塔科维奇预感到大难临头，时刻等待被捕，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悲剧并没有发生，据说是他为影片配的乐曲，得到领袖的欣赏，所以幸免于难。
当时他为电影《马克西姆》三部曲、两集《伟大的公民》等配曲，有人戏称这是“向恺撒缴的租”，为此他得到保护，而且还获得多次斯大林文艺奖。
苏德战争年代，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第七》和《第八》交响乐。它们在英美演出受到听众狂热的欢迎。
苏德战争结束后，苏联又掀起反对“世界主义”运动，所有借鉴西方文化的苏联文化界人士，都成了整肃的对象。从1946年开始，苏联共产党关于文化的决议一个接一个发表。最先遭殃的是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马托娃。1948年颁布《关于穆拉杰利的歌剧的决议》，一些音乐家被扣上“形式主义”、“反人民的倾向”的帽子，其中当然少不了肖斯塔科维奇。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解冻”开始。大反个人崇拜。肖斯塔科维奇创作《第十交响乐》，以音乐的形式总结了斯大林时代。
肖斯塔科维奇的“形式主义”的帽子被摘掉，他感到自己获得一定的自由，便开始为他人“恢复名誉”而奔走，还为叶夫图申科的反排犹的诗谱写了乐曲。
1954年他的爱妻尼娜·瓦尔莎逝世。他再婚，与第二位妻子玛格丽塔·凯诺娃的婚姻维持不久，很快离异。
过去遭到批判的《麦克白夫人》，于1963年改名《卡捷琳娜·伊兹麦洛娃》重新公演，过去不曾演出的《第四交响乐》等也开始演出。
1966年，肖斯塔科维奇六十寿辰。他写了一首声乐小品，充满痛苦的自嘲，题名为《我的作品全集的序言以及对这序言的简短的沉思》。歌词是自己写的。这首作品主要是对各种荣誉头衔的一种嘲笑。
1967年，他摔断了腿。每次到公共场合都必须由年轻的第三位妻子伊丽娜·苏宾斯卡娅陪同。他的右手不灵活，需要用左手托着。他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创作，1973年为俄罗斯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六首诗谱了曲。
肖斯塔科维奇进入晚年，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渗透着自我反省。
1975年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四首诗谱曲。
1975年8月9日，肖斯塔科维奇由于心力衰竭逝世。他死后，一位青年作曲家索罗门·伏尔科夫根据他平时的言论整理出一本《肖斯塔科维奇*》在国外出版。
肖斯塔科维奇说过：“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国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到哪里去为梅耶荷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乐能为他们作这件事。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戏剧导演梅耶荷德和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他的好友。虽然他与这两位长者于30年代即告别，但他们一直活在他的心中。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弱点是喜欢艺术，而梅耶荷德的弱点是喜欢军装。
我终于弄明白了，肖斯塔科维奇墓碑上的音符是他引入作品中的自己姓名起首字母——DSCH（即德·肖）。
肖斯塔科维奇晚年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音乐是善，不是恶。诗是善，不是恶。这样说来未免粗浅，然而多么真实啊！”
199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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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唱诗人
——布·奥库扎瓦（1924—1997）
1997年6月中旬，我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传来俄罗斯著名诗人布拉特·奥库扎瓦逝世的消息。俄罗斯文艺界著名人士不少，去世时能在我国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观众通报的人屈指可数。奥库扎瓦成了其中一位。
过了不久，我收到老友杰柳辛从莫斯科寄来的信，用悲戚的调子讲述他在法国不幸逝世的噩耗。
1998年春天，我又收到李萌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附有奥库扎瓦的墓地照片。她知道我对墓碑感兴趣，更何况死者是俄罗斯一代名作家。照片上还不是墓，那仅仅是个土坟。
照片是她1997年9月21日在瓦冈口公墓拍摄的，离奥库扎瓦去世仅过了三个月。新培的土坟上摆满了鲜花，松枝，白色挽联，中间是他的照片：他对着麦克风在吟唱。他不仅仅是以吟唱诗人闻名于世的，他还是小说家。
我回忆与他会晤的日子。那是1983年秋天，在莫斯科文学之家举行的国际诗歌晚会上。
晚会之前，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半晌。
他告诉我：“我喜欢民间文学，喜欢音乐，我想在音乐伴奏声中朗诵我的诗。于是我便一边弹吉他，一边吟唱。我只在朋友中间吟唱，作为消遣而已。”
奥库扎瓦青年时就为自己的诗谱过曲。他在前线打仗时写过《我们在冰冷的小屋里不能安眠……》。战友们跟他一起哼唱过。在大学一年级时，他满怀激情写成《燃烧吧，火，燃烧……》，同学们也唱过，但并不认为是成功之作。如今则不同了。他唱出了朋友们的思绪与感情，所以他吟唱的诗不胫而走，很快便流传开了。他说：
“我在朋友们中间吟唱的次数越来越多，传播也越来越广，结果闯了祸。”他狡黠地笑笑。“作曲家们火了，吉他手们火了，党委的同志们火了，团委的同志们也火了……都对我的吟唱表示不满。”
他没有向我解释不满的原因，不过根据那时苏联文艺界的状况，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当时写的诗，没有过去那种慷慨激昂的颂扬，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和遐想。当我正在思索时，他接着说道：“可是……渐渐地，他们也习惯起来了。作曲家们习惯了，吉他手们习惯了，党委的同志们也习惯了，而且还主动请我到一些聚会上去演出”。
他的诗，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描写战争的；一类是描写爱情的；再一类是描写日常生活的。他说过：“卫国战争的烈士们还活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战争对我来说还没有结束。”描写战争的诗，多半是表现刚出校门的天真无邪的学生在那场战争中的感受，有时给人一种过于客观之感（除了一些诗作之外，他的第一部小说《愿你健康，中学生！》电影《忠诚》与《叶尼娅、叶涅奇卡和‘卡秋莎’》都是描写卫国战争的，也都具有这种倾向）。当时，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带有和平主义色彩、主人公思想幼稚。
奥库扎瓦描写爱情的诗很多。他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苏联是不歌唱爱情的。为了反对清教徒式的虚伪，他便大写爱情诗歌。他说，当他写爱情、写女性时，他绝不使用嘲弄的字眼儿。如果嘲弄，那只是嘲弄自己的如何无能……
至于他那些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有的表现人们的某些愿望不能实现，有的揭露社会的弊端，更多的是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绘莫斯科街头小景，提倡人对人要和善，从中不难体会到诗人抒发柔情的心。我总觉得他的诗中带有淡淡的忧愁和浅浅的嘲弄。
奥库扎瓦1953年正式发表自己的作品，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抒情之歌》，以后出版的诗集有《岛》（1959）、《快乐的鼓手》（1964）、《通往梯纳丁之路》（1964）、《慷慨的三月》（1967）、《阿尔巴特，我的阿尔巴特》（1976）。1983年他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会晤波拿巴》。
1988年、1990年、1993年，我和奥库扎瓦又见面，我向他介绍苏联诗歌在中国的传播，也谈到了他的诗歌译成汉文的情况。
奥库扎瓦于二十世纪50年代登上苏联文坛时，和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马杜林娜等几位青年诗人成为新潮诗歌的代表，在青年当中影响很大。由于他们的创作突破了苏联传统文艺的框框，对历史回顾表现了新的观点，不止一次遭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批判，特别是奥库扎瓦的中篇小说《再见了，同学们！》认为那是一部给卫国战争抹黑的坏作品，其实他真实地写出了入伍的新兵对战争的感受。
70—80年代，他弹着吉他吟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