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恨，断不肯如叶及周作人一班人的阴险吞吐，半生半死的情感。”张竞生疾恶如仇，又爱憎分明，他十分反感周作人的无端指责，尤其不能容忍周作人那种毫无来由的道德优越感，遂专门在《新文化》上组织了“周作人君真面目的讨论”，发表了华林、湘萍的来信，揭开周作人的假面，并撰写了《竞生的评论》予以回击：“周君的头好比太太们缠过的脚，虽自己努力解放，但终不免受旧日束缚的影响以致行起来终是不自然。”“周君终是抱守中庸之道的，说好点是稳健，说坏些是不彻底，不新不旧，非东非西，骑墙派的雄将，滑头家的代表。”张竞生一不做二不休，把周作人的老底一锅端出：娶日本女人，挂日本国旗，订日本报纸；看到昔日的老师章炳麟即将倒运，就下井投石，作《谢本师》，侮辱师长。
这种无国家无君父无骨气的无聊文人，又有什么资格来教训人呢？
真正的性学论战始于周建人。周建人出生于1888 年11 月，是鲁迅的三弟。他与张竞生同庚，却没有张竞生幸运，可以周游列国游学西方。他幼年辍学，曾到北京大学旁听，1921 年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靠自学成长为一个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他对性教育、妇女解放、优生优育、婚姻家庭等问题十分关注，并有很深的造诣。从1920 年至1930 年，周建人先后发表此类文章近百篇，其中关于性教育的文章占了近一半，是周氏三兄弟中发表性教育文章最多的一个。1926 年10 月，周建人发表了《关于〈性史〉的几句话》，首先对张竞生的《性史》提出批评，随后又陆续在《一般》杂志1926年11 月号、1927 年1 月号发表了《答张竞生先生》及批评张竞生道士思想的文章，在1927 年《新女性》第二卷第二号发表《性教育运动的危机》，在1927 年3 月号的《一般》杂志发表《呜呼张竞生的卵珠》，对张竞生提出的所谓性部呼吸、丹田呼吸的科学性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强烈的质疑。张竞生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提出反批评，他除了在《一般》杂志1926 年11 月号发表了《答周建人先生〈关于性史的几句话〉》一文外，以《新文化》为主阵地，先后发表了《新淫义与真科学》、《一个抗议》、《性教育运动的意义》、《砍不尽的上海文氓头与泸胞及周建人》等系列文章，展开了公开的辩驳，其中不乏意气之争，但本质上是对性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同，而导致了彼此的分歧。其纷争的焦点主要包括：《性史》的材料与结论、空泛与真实之争。周建人认为，对于《性史》，“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不是论料本身”。张竞生认为，恰恰相反，结论固然重要，但由于太过抽象，难免枯燥无味，《性史》的主要价值，“乃在给阅者一些有兴趣的‘论料本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6）
周建人批评张竞生征集的那些性经历的自述，多是“空泛”，而非“事实”，“空泛是事实的形容词，并非事实之反；小说是形容描写出来的情形是怎样的。”张竞生驳斥其武断，凡稍知《性史》之内容者，可以说“那些性的经历的自述，差不多大部分尽是事实的叙述，描写性生活之处，也多是文学的”。强调内容真实，描写艺术，既有真实性，又有可读性，这就是《性史》之所以广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是否存在之争。发现“第三种水”，是张竞生在性学研究上的重要突破之一，他认为“阴道液为第一种水，阴核液为第二种水，但‘第三种水’，即‘巴多淋液’，则非待女子有充分性兴时不能排出”；并对“卵珠与第三种水齐来”的关系作了大胆的推测。至于性部呼吸，张竞生认为“从血液、神经及筋络三方面分开起来皆可得到性部有呼吸可能的事实。因为在这些地方，性神经为最灵敏，而筋络的伸缩又极灵动，又血液涨落的程度于冲动时与冲动后的相差极大。故当冲动时，即同时性神经经受了刺激，同时血液膨胀，同时筋络与膈膜也起了伸缩的作用。由此三端组合起来更可见性部呼吸为确然有征了”。张竞生特别指出，这是他个人的研究与推测，这种研究与推测“纵有错误尚是科学，因为推测即是科学的起点，凡科学的成立类皆推测而来也”。周建人则认为“张先生要用推测，那当然只好请便，但须有一个限度……西洋对于性的科学研究家颇多，我们要证验他们的研究是否真理是需要的，但不顾他们的研究而妄自测量，我却以为不可！”“凡一切对于性的偏见，秽亵观念等等都在应当纠正之列的，今张君借讨论性知识之名，不纠正道教（方士）的可恶的思想，还要对青年们提出‘丹田呼吸’以及‘性部呼吸’来，且说怎样的有效，实在是不应该！……
我和张君素不相识，更无丝毫的嫌隙，现在他要把这等谬误的思想灌注给一般青年，这实在使我忍不住又要提出抗议了。”
新旧淫义与何谓科学之争。针对周建人“我所谓淫，就是除了夫妇交媾之外而有性欲的行为”的观点，张竞生从常识、哲学、艺术者三个方面重新定义淫义、解释淫义。张竞生认为，所谓“淫义”，“不过是一班普通人能懂的常识，如说：每星期仅有一次交媾，不能算‘淫’，因为淫就量说，乃是过多之谓。若使壮年之人每星期仅交媾一次，当然不能叫做‘淫’，这是常识的常识。”从哲学家的角度看：“凡男女之事于质上愈能尽情满足，愈算正经，愈算不淫；换句话说男女交合愈不能尽情，愈觉得为淫。”“淫”即“不称其职”，也即滥用之意。从艺术家的眼光看：“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张竞生调侃地说，这种释义，是周君那种“专门误会为能事”，耽于呆蠢法、歪缠法的使人可憎的“中国式的科学家”，是完全不懂的。说到科学一层，张竞生认为：“一切事物皆是生动变迁的。一切定则皆是相关的。无有一件事物永久不变，而同在一件事物中，随了各人的聪敏智慧与时间空间及速力的关系而可变为无数的现象。所谓科学的定则为事物万世不易的条理，应合万人一样的口调，皆是傻的蠢的科学家死成法的瞎说。”因此，要成为一个真的科学家，必须“以常识为基础，以哲学为依归，而以艺术为方法”。周建人批驳张竞生“就性的事实说，当然是科学的事，便对付性的方法，完全是艺术的”为伪科学，他认为：“科学能够学固然很好，但如果没有机会学或学不会也不要紧，只要能够做别方面的工作，不必说一句话一定要戴了科学的面目来说。因为不合于近代科学的科学是伪科学，伪科学比无科学更为有害，无科学不致妨害科学，而伪科学是能使科学混乱，它不能增进科学，反而要阻滞科学。”
四、“三大文妖”与性学论战（7）
性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之争。对于性教育运动，周建人与张竞生也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周建人看出了危机，张竞生看出了意义；周建人侧重于普及性知识，张竞生着眼于普及与提高并重。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导致两位性学先驱在观念形态上的激烈交锋。
周建人在探讨性教育时提出了广义与狭义的概念：“狭义的性知识，目的在使青年对于性器官和行为知道摄卫和节制，希望花柳病的传染，及不负责任的性关系可以减少些。”“广义的性教导”，则是“泛讲性的真理和恋爱的意义等等”。张竞生则认为：“依我意见，应分为二项工作的进行：即一方面应从通俗上着想——而一方面应从提高上努力。凡能将性的知识，普普通通地介绍给人，这是一种通俗的工作，原是最好不过的，当然为我所欢迎。但是应知此项通俗的工作，乃仅仅为一种普通常识的应用，不是除此之外便禁人不可有再进一步的研究与运动。”张竞生举例说，他的第三种水与性部呼吸的发现与研究，就是在提高上下工夫，即使“此等提高的工作完全失败，我们尚当继续去做，因为人类知识之所以能够日进月增者，全靠有一班人肯冒险去做提高的工作”。可惜周建人每每对这种冒险的工作发生误解，把“丹田呼吸”当作“可恶的道士思想”加以反对，把男女交合重灵的提倡视为女子权供男子娱乐的器具。在张竞生看来，周建人甚至故意曲解张竞生的原意，以混淆视听，打击对方。张竞生说：“如说我提倡裸体，便是提倡‘可恶的野蛮风俗’；如说我提倡情人制，便是提倡‘可恶的乱交制’；如说我提倡使女子出第三种水，便是提倡‘可恶的淫水’；其他其他，尚多尚多。
你愈胡闹，我愈有文章可做。你愈摆起科学家的架子来，我愈有打破科学家的张天师符咒。”
张竞生与周建人争论到最后，彼此已经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也就很难对性教育本身再进一步作心平气和的探讨，争论遂告中止。
相对于周建人，初出茅庐的潘光旦对张竞生的批评火力更密集，姿态更凌厉。潘光旦，1899 年8 月13 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一个缙绅之家，1913 年赴清华学校求学，前后长达九年；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6 年回国后在上海政治大学任教，1927 年5 月1日起任《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编辑。
潘光旦对于性问题的兴趣始于十二岁时对于一本日本医师所著的关于性卫生的书的阅读，二十岁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逐一借阅了霭理士七大本（原为六本，后又增加一本）的《性心理学研究》，赴美留学时又主修生物学。因此，在性学研究上，他与张竞生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是性伦理观不同，潘光旦持既满足性欲又节制性欲的态度，张竞生却主张打破一切性禁忌，充分享受性带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