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发现爱因斯坦以前，物理学的成立，虽由科学方法所得来，但到后头，竟为科学方法而破产。若问此中所以然的缘故，乃是一个‘整个的物理学’被物理学家枝枝节节分解起来为声、光、电、重、磁、热等项。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虽为科学方法上不可少的手续，可是科学方法，长于分而短于合。闹到后头，就不能不把整个的物理，变成为彼此不相统属的破碎现象了。幸而到了爱因斯坦手里，用了哲学方法——用了一个从前物理学家不敢用的方法——才把这些破碎的现象收拾起来，做成了一个系统的物理智识。”
张竞生的演讲高屋建瓴，允称压卷之讲，为整个系列演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进一步营造了迎接爱因斯坦的浓厚氛围。
12 月17 日，是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学校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
上午召开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全校师生及各界来宾出席。纪念大会由校长蔡元培主持并致开幕词，接着依次是教务长1922 年11 月20 日《北京大学日刊》所登的七场相对论演讲预告，最后一场为张竞生所讲的《相对论与哲学》胡适演说、总务长蒋梦麟演说、###次长演说，以及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毕业同学代表、来宾代表、本校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先后发言。这是北大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校庆，张竞生既经历了京师大学堂的草创时期，又经历了北大转型后的发展时期，自是神驰天外，感慨万千。
下午在北大第三院大会场举行学术演讲，这是校庆的重头戏，演讲范围为最近二十五年来学术史，一个月前就在全校范围内征集演讲题目及演讲人，再由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择优确定演讲人。演讲分两场，先由德国神学家兼汉学家卫礼贤博士演讲《文化之组织》，再由本校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博士演讲《现在和将来的行为论》，校长蔡元培亲自主持。
张竞生五天之内，两次踏上北大三院大礼堂这个学校最重要的讲坛，作有象征意义的演讲，这在北大也是少有的。在演讲中，张竞生提出了“行为论”的概念，认为“行为论”乃是研究如何使人得到最善良的行为的一种学理和方法。这是他近年研究和讲授伦理学的新收获。他充满自信地预言，“相对论”已在物理学上获得极大成功，“行为论”也将在社会学上做出极大贡献。“社会学的现象，外面虽极混乱繁杂，但能由行为论上入手，用下了一个哲学和科学组合的方法，自然可望得了一个融会贯通的功能，将信仰、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科学、艺术、伦理等等社会问题汇通起来合成一贯……所以‘行为论’不止单为伦理学的模型，直是一个整个社会学的基础。”在探讨如何用“外观的、不是内察的，比较的、不是自省的，遗传的、不是良知的，习惯的、不是本性的，与社会相关的、不是个人的”这个新的科学方法讨论人类行为何以成立的理由时，张竞生既有对人性的体察，又有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能用辩证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提出了如何完善修正人类行为，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地，表现了一个学者诚实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
张竞生的这一演讲以其全新的立论与开阔的视野，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日后成为屡被提起的北大经典演讲之一。
在北大校庆的气氛渐次达到高潮的时候，北大学子期望爱因斯坦来校演讲的热情也与日俱增。
然而，遗憾的是，北大这边厢翘首以待，爱因斯坦那边厢却杳无音信。最后因为函件迟发和彼此误会，在1922 年11 月12 日至14 日，以及1922 年12 月30 日至1923 年1 月2 日，爱因斯坦前往日本讲学两次路过上海，却始终未能实现北京之旅，使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未能“践约”。这是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北大学子深感失望，爱因斯坦在接到蔡元培的信后在回信中也认为“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希望“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机会始终没来。面对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局面，一向自信的蔡元培不无自嘲地说：“这都是已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人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
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爱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程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这样，张竞生和其他教授关于相对论的演说，成了唯一的安慰和难得的收获。
三、爱情定则（1）
纷扰的校庆刚过，浮动的人心甫定，张竞生决定结合给学生授课，集中一段时间，减少社会活动，潜心研究和写作一两部美学著作，这才是教授的本分。那天，李大钊在校庆座谈会上郑重其事地提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教授们去追求。这使张竞生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也多次听胡适说过，专心著书是上策，当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梁任公才大如海，他做学问时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吃亏在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因此，张竞生打定主意，贫贱不能移，时髦不能动，一心一意只为著书。
然而，张竞生要远离时髦，时髦却找上门来。1923 年1 月16 日，张竞生在《晨报》上无意中阅读到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这是一则重大的社会新闻，编者特别加了编者按语：北大教授谭仲逵于去夏丧妻之后，其妻妹陈某女士，因粤中事变，所入学校，陷于停顿，不得已来京转学。陈在粤时，与广州公立法政学生沈厚培相爱，缔结婚约。陈到京后，即寄居于谭宅。相处日久，谭竟时有不当之处，陈屡欲迁居，均因强留不果。其后陈获重病，谭服侍异常殷勤。日久，遂得达与陈结婚之目的。沈得此消息后，乃来京访陈。相见之后，陈即恸哭。昨日沈致函本社，述其经过，嘱代为发表。本社以其于社会道德颇有关系，特为披露于后。
下面就是沈厚培致书《晨报》的全文：编辑先生大鉴，素昧平生，未应函牍。然久仰贵报为言论泰斗，为改造社会中心，为文化前驱，且是书又关于社会风化，故敢直述鄙怀，希诸示教。更请登于报端，以待公评，幸甚。雨在粤时，曾与执信学校陈某女史订下婚约，经双方家庭承认。去年夏，粤局突变，该校大受损失，陈女史遂来京转学北大。同时雨毕业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亦拟明年升学北大。特以试期已过，以筹备不及，遂待来年。彼去我留，相差不过数月。且彼此自信，爱情坚定，当无意外事也。陈女史到京，别无亲故，人地生疏，只得寄居其姐丈谭仲逵之家。谭为北大教授，其前亡妻，即陈女史之姐，而以为陈女史转学事，得其关照，正可自慰。
当时书信往还，其爱情浓厚，仍不减于昔。且往往于书中述谭种种不庄重及种种逾闲举动，久欲避免，特以其强留，不便遽去，致失亲谊。其后谭竟向之表示婚意，复被陈女史拒却者数次，且责谭妻死，骨肉未寒，而迁爱曷足以言爱情，直色欲耳。
我今既与沈君有约，汝不应时时离间。且以名分论，汝尤不当以逾闲待遇待我等语。其后来书便绝，去书质问者数十次，均无一复。雨知有故，由是来京视察。到港后一日，突由舍弟交来陈女史一书云，近日不知何故，大病猝发，谭竟不避嫌疑，以手扶吾腰，骂之不去。其后病益剧，不省人事，于蒙昧之中，谭竟与吾结了婚。吾今已决东流，不作西归水矣。吾今作了负心人矣。然此非出我愿，爱我如史，正不必以是伤心。此后仍可为兄妹，朋友，幸毋以陌路人相看耳等语。吾阅毕是信，本无前来之必要，特以余爱未阑，来作最后之话别。迨晤时他已哭不成声矣。嗟夫，道德沦丧人欲如流，吾方期置身教育界者，有以正之，不谓竟自蹈之也。谭此种结婚，其为任何主义许可乎。 。。
三、爱情定则（2）
新旧道德许可乎。雨不敏，敢请教于高明者。专此并颂著安。
春雨沈厚培启读到这个消息，张竞生深感意外。这来得太突然，太具震撼力，遂引起了对爱情素有研究的张竞生的格外关注。
谭熙鸿的家事，张竞生本来是颇为了解的。在法国留学时，他们曾经住在一起，但因为彼此的性格、志向、行为方式迥然有异，虽和睦相处，却也从未成为知心朋友。后来，谭熙鸿与陈璧君的妹妹陈纬君在法国结婚，谭熙鸿遂与汪精卫成了连襟。张竞生有时到汪精卫家里闲聊，偶尔也能互相见到。及至到了北大成为同事，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1922 年3 月12 日，谭熙鸿夫人陈纬君因产后咳嗽不止，进入法国医院调养，不幸在医院中又染上猩红热症，数症并发，遂于3月18 日晚上在医院去世，时年二十六岁。谭熙鸿与陈纬君结婚六年，伉俪情深，天不假年，陈纬君遽归道山，遗下两岁的儿子伯鲁和襁褓中的女婴小纬。少年失怙，中年失偶，是人生的大不幸。谭熙鸿经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一下子病倒了，以致其代理北大总务长一职无法履行，不得不由沈士远暂时接替。6 月24 日，张竞生与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李四光、沈士远、肖友梅、王世杰、丁燮林、李圣章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谭陈纬君夫人行状》，简介生平，称颂美德，寄托哀思。
谭陈纬君虽然一生短暂，却也有可圈可点处，尤其是她与姐姐陈璧君在香港参加革命一节，是张竞生所熟悉的，当时陈璧君就是从香港启程，潜往北京，找到了正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张竞生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