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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坐回到沙发，显然还有些激动。我为了缓和先生的情绪，说：“别理他们，让他们折腾去，难道他们还能到北京来拉您到上海出庭不成？是一帮小记者想借您出名罢了。别同他们治气。”
1993年在海口，谢南健摄
这个官司我知道一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卷》收了京剧《沙家浜》剧本，这个剧是根据文牧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并创作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只署了京剧剧本四个改编者的名字，漏掉了“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十个字。不知谁出的主意，让文牧的家属和上海沪剧院起诉汪曾祺侵权。
这件事从1996年某个时候一直闹到汪先生去世。汪先生此时已七十七岁的高龄。折腾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居心何在呢？汪先生是一个通达开朗之人。先生“眉毛打结”，是真感伤心的。我记得先生反复说：“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有谁负责呢？《沙家浜》在《红旗》杂志发表时谁的名也没署，我们难道还能找××赔偿！”
汪先生有一次激动地说：“以后再出集子，把《沙家浜》剔出去！”
汪先生这是激愤之言。说来也是，汪曾祺的成就，并不在《沙家浜》，他的小说、散文足以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汪先生亲口对我说过，《沙家浜》剧本发表时给了一百多元稿费。那是“文革”期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汪曾祺文集时，《沙家浜》一剧给了一千三百元稿费，由四位编剧分了。即使有《芦荡火种》作者一份，也只三百多元！
至于精神损失费，上海方面算出五万多元。
汪先生无可奈何地说：“这怎么算的呢？倒算出了角分，他们以为我很有钱，我哪来弄这些钱！”
这桩公案如今已随汪先生作古不了了之。细想来，文坛官司近几年是愈来愈多了。有些官司毫无意义，不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而且还伤害了作家的感情，影响了作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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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到他一天清晨，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骆驼在吃一大堆玫瑰。汪先生自己说是“一个荒唐的梦”。
真是一个荒唐的梦！这是一个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的梦，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鲜活的“第二思维”。是梦，是迷糊，却看见了美。
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写到一个曾经挥斥方遒的小林最后被生活弄得支离破碎，有一天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身上压着一堆鸡毛。
做菜待客
这是一个被纷纭的生活弄得昏头转向的小人物的无可奈何的意识流。
莫言曾经说过一个梦。说一个人走夜路，走到一片坟茔。这片坟茔是一片芦苇滩。夜太黑，这个人很害怕，便故意走得很响，当他走到滩边浅水中，刚想涉水过去，就听水中“哗啦——”一声，十几个小鬼从水中冒出来，穿着红肚兜，面如孩童，也只七八岁，一律扎着两根冲天小辫，双手捂耳，齐声大叫：
“吵死嘞！吵死嘞！”
这真是一个千古绝梦，一个一点不让人害怕、一个很可爱的关于鬼的梦。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汪曾祺先生，梦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在一块别人家的宅基地上晒大白菜，大白菜的四周围了几十双各色各样的鞋。我就坐在那里看住我的大白菜和鞋。汪先生由他的孙女卉卉携着在宅基地边上遛弯。宅基地的这边有许多人在学跳舞，地上放着一个双喇叭的收录机里正放着音乐。爷孙俩遛了一会儿，往回走，当走过跳舞的人群时，汪先生忽然拉过卉卉跳起了水兵舞，动作舒展自如，忽地他又将孙女同别人交叉，又拉过一个女伴，对人说：“这样，这样。”他边说边比划，“换位是这样的……”跳了一会，汪先生下来，用手捂着腰眼，我过去说：“谁碰了您了？”汪先生说：“腰疼。”我说：“赶紧回去吧。”这时我拿起汪先生脱下的帽子和米灰色大衣，给他戴上帽子，卉卉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将风衣从他身后给他套上袖子穿上。
汪先生套好大衣回过头来，黑黑的脸，笑，白亮亮的牙齿，说：
“谢啦您！”
就走了。晚上我开始收拾晒的大白菜和鞋，往回走时，到马路边，见到马路对面汪先生一家正在吃晚饭。——一个县城，黄昏的景致。
我怎么把汪先生家搬到了这么一个陌生的小城？
可梦境真切，真是奇怪。
六 引子
高邮对于我就是文学的延安，是我一个人的圣地。我知道的高邮，比我生长的县城还要略多些，概由汪先生的书中得来。大淖、梨花巷、越塘、竺家巷、李小龙、小英子。正如我在汪曾祺故居见到的一位游者的题词：“小英子·老头子。”真是甚为亲切。我们都是这样，吃了蛋想见鸡，见了鸡还想见鸡埘。我读了汪先生笔下那么多的人和事，得到高邮去索隐一下。
汪曾祺纪念馆建起已有一些时日。我是一定要去看看的。于是就有了这一组《高邮，高邮》。
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1991年。
到高邮，因为一个人，汪曾祺。
汪曾祺写旧高邮的一些文章发表后，他的乡人曾问他：“你是不是从小带一个笔记本，到处记？”汪先生当然没有记。——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可是几十年后（汪先生离开我们都十年了），倒是有一个青年，手里拿着相机，兜里揣一个笔记本，走在高邮的老城——东大街、北大街。他呆头呆脑，一会儿拍几张照片，一会儿掏出本子记点什么： 大淖巷、草巷口、竺家巷、猪草巷、半边桥、御马头、越塘、斗鸡场巷、一人巷、黎木巷……那保存完好的古旧的街巷，沿街店铺里的各色人等，令他流连。他恨不得把这些正在消失的、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小城，全部一下“吃”到脑子里去。
鲜藕·菱角·芋头
鲜藕（是从淤泥里轻轻拔出来的全枝全脚的整藕）、菱角、芋头、茨菇、鸡头（芡实）……正是仲秋，农历近八月十五，这个大运河岸边的古城，因为水多，河鲜是历来不缺的。他走过傅公桥边，晨雾正从四周升起，铺了街巷。那些早起的生意人，已将各色河鲜菜蔬摆了一地。那些藕们，菱们，芋头们，尖尖的堆在路边，水淋淋的，仿佛刚从园里下来，真是“鲜”得很。早点摊子： 卖三鲜面、
阳春面、鱼汤面……热气和晨雾交融着，街面于是湿漉漉的。自行车的铃声、拉客的三轮车夫的吆喝声、那些早起的老人趑趄的脚步……
果蔬秋浓，摄于高邮。
那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他转过东大街，依然是晨雾和那些古老的街巷纠缠。只是远处有人家在街心生炉子——炉膛里架起柴火，上面放着蜂窝煤，“盎”（苏北方言）得那个轻烟，飘浮在街面上，有一种亲切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呢？那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竺家巷口就有一家古老的“茶炉子”。那些器具，木质水舀子，铁漏斗，现在都可以进民俗博物馆。他在那茶炉子边站了一会。就有人告诉他，这个茶炉子1951年就有了，都是这个老人在烧。老人姓邵，今年七十八岁，眼睛
已完全看不见，他的一切，都是靠一双手。他见老人穿着厚厚的衣服，腰里扎着围腰，沉默着，不断往火口里添
木屑。
竺家巷口的“茶炉子”
那人说，老人没有子女，过继了一个侄子。老伴又有病。老人依然在灶上收拾着，过一会，他坐在了门口的一只凳子上，他用手扶了扶那黑色厚重的眼镜。那眼镜也许就是个意思罢了。那人说，老人眼睛已完全看不见。可老人在这个灶台已转了几十年，灶台已是身体的一部分。能不熟悉？汪先生曾在《草巷口》中说：
进巷口，过麻石磨盘，左手第一家是一家“茶炉子”。茶炉子是卖开水的。即上海人所说的“老虎灶”。店主名叫金大力。金大力只管挑水，烧茶炉子的是他的女人。茶炉子四角各有一只大汤罐，当中是火口。烧的是粗糠。一簸箕粗糠倒进火口，呼的一声，火头就窜了上来，水马上呱呱地就开了。
这又是一家茶炉子了。之后我听陈其昌（汪曾祺纪念馆馆长）说，这个邵老伯还是汪先生家的老邻居呢，小时候跟汪先生一起玩过。1981年汪先生回乡，还特地过来看望。
绣花·大淖
拐进一个巷子，则是另一番景象。巷口的墙上钉着一块蓝色的牌子： 大淖巷。往前走几步，见一面墙上有用红漆写的“绣花”两个字，很是温暖。——这个绣花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呢？他知道，走过这条巷子，就是著名的大淖了。
汪先生《大淖记事》写道：
去大淖的巷口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
可我们知道，大淖现在已不成样子了。有人写过文章，大淖已几近于臭水沟。让人失望。有人说，还是不看的好，别破坏那美好的记忆。可是既然来了，还是去看一下吧。
他走到巷子的尽头，见到一棵垂柳依偎在一户人家的院门口。依然没有豁然开朗的一片大水。在一位妇人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