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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小时后，墨磨好了。老师提起一支大笔，在一张大纸上写了三个字：“实者慧”。老师写完了，钉在墙上，显得很高兴，他一边仔细看，一边问我，是喜欢春联还是喜欢墙上的字？我说都喜欢。我又念叨要去街上给他买春联的事。他笑笑，指了指我说，“实在啊，实在。”老师把墙上的字拿到了画案上，又提起笔来在上面写道：“一九七八年二月农历丁卯除夕为邓伟书，可染”老师又非常高兴地让我把字挂到墙上，再看。一边看，一边说：“今天我画了几张牛，这幅字比画还好。某某某叫我给他写几个字，还没给他写呢。应酬太多，真不愿意应酬啊。”我说怎么谢谢老师呢？您还给我写字干什么啊？老师又指指我笑着说：“我说你傻吧！真傻。”我们师生正说话的时候，南方的画家郑乃珖先生来了。郑先生看到了“实者慧”，连连称赞道：“好字，好！”这时郑先生拿出一本册页，他希望老师能给他留下一点墨宝。老师拿起笔，又在郑乃珖的册页上画了牛。天色越来越晚，窗外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可染老师给郑乃珖先生画完了画问我，他最近在美术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就把我从别的刊物上抄下来的一段文字念给老师听：李可染同志新刻了两方图章，一是“七十始知己无知”另一方是“白发学童”，现在他天天针对自己的弱点进行总结，决心苦练一辈子基本功……（其实这哪是可染老师发表的文章，因为那时候杂志很少，我没看到老师的文章，这是我在一个报纸上抄下来的一段话），郑乃珖问老师，“这个小孩是你的学生吗？”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郑先生的问话，说，“他有的时候也帮我念点东西，帮我磨点墨，帮我干点活。”说着，他从身边拿出一张报纸来，说，再把这一段念念。这是《光明日报》2月6日的文章：《访问画家李可染》，文章说，“李可染同志的山水画独出一格，在国内外深受欢迎。早在50年代李可染同志致力山水画的创作……二十年来他到祖国各地进行写生，创作出大量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好作品……”念到这里，可染老师突然打断了我，语重心长地说：“我就让你读报哪？连郑先生也不想听这些吹捧我的话，我是让你做作业啊！你不是要考试吗？要对作品进行分析，你写的分析我的作品的文章很单薄，没有文采，这可不行。你写文章必须把现在官方报刊的用语，加到你的文章里面去，这样才能考试呢！我要创作，画画，还要给你上课，活得真累啊！”
我连忙向老师道歉，说真是对不起老师，让老师费神啦！还说把“鱼”给老师带来了！他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你又让我高兴了，鱼来了，好啊！你知道吗？我在美术学院上课，每一堂课都要写单的啊！”我说：“那我怎么给老师算讲课费呢？”他说：“那行，每年都送‘鱼’来吧，你有鱼，我也有鱼，大家都有鱼！”郑乃珖先生听了也跟着笑了起来。
这时候我把《光明日报》上的一段文字抄在了本子上：“……李可染同志对青年一代美术工作者非常关心，常把自己的创作经验介绍给青年一代。他在创作之余，还将自己丰富的绘画经验编写成书，供青年美术工作者研究和学习。”我觉得我当时尽管还没有参加工作，但是老师给我讲了很多东西，就对老师说，“这一段也包括我吧？”他说，“那还用说吗？你每次来我不都是给你讲课吗？你还不是青年吗？你的脑子有时怎么这么“木”呢？……“
郑乃珖先生走了以后，天已经很晚了。我也要走了。这时老师看了一眼墙上的“实者慧”，“你还忘了一样东西在我们家呢！”我说：“没有啊！鱼灯给你挂上了！饭也吃了。”我看到了墙上的字，说，“老师没说话，我不敢拿呀！”他赶紧说：“过了十二点，再拿，就是下一年的啦”。这时老师把字拿了下来，找了一张红纸，把字包在里面，他说，“这个红包封得可是大利啊！吉利，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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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老师的痛处
1978年的春节期间，我又临摹了老师一张《漓江胜境图》，2月19号这一天拿给老师看。老师的原作很大，是四尺整纸的，我临的这一张也不小。老师先是放在地上看，接着让我钉在墙上看。他说：有进步。这是老师第一次表扬我。
我请老师指出缺点，他说缺点不少，一个一个给我说。“画上的树，不应该是一片黑。画树的时候，都是有空间的，有立体感，有层次，而且光线是统一的。”这时老师拿出了他的《漓江胜境图》的印刷品，说道：“你看看这个，光线是一个方向的。左边亮，右边暗，旁边的为什么比较亮？因为在明暗之间过渡有反光。房子周围为什么暗，因为它处在大山后边的阴影里边。房子周围的树，有前有后，不是一块墨饼子，有疏有密，有层次变化。”老师指指我的临摹习作说，要画出内在的笔墨结构关系和形态，在如何用墨表现上，你还要进一步细细地理解，琢磨。他说我准备迎接考试，时间很紧张，还临摹这样大的画，他并不反对，因为我初步掌握了他以前给我讲的笔墨及绘画方面的最简单的基础知识。所以老师说我画得有进步。但是老师希望我不要再画这些了，还是去画素描，画石膏像，画考试要求的内容。
老师拿出一套他的艺术作品集，要我回去好好看看，不许我临摹。我看到里边有一张“襟江阁”，我说把这一张勾一个稿子，回去再认真看看，我就在画案上找了张纸，把它勾画下来。我觉得老师这张作品构思很巧妙，画里的很多“奇”与“正”的关系处理得都非常好。看起来很舒服，画好以后，老师拿起铅笔再画上改了几笔后说，该黑的地方要黑，要画进去，该清楚的地方经过对比要清楚。又说，我画得太像他的东西了，不好，不好。我说您不是去上课吗？我想抄抄您的讲课稿。他说可以。
老师又手把手地教我画稿上的光线、黑白、深浅的安排。他说他去过几次漓江，也去过襟江，以前也画过，现在再画比以前感觉要好了，因为是在进步之中，不断地改正缺点。
后来有一段时间老师不在北京，去黄山，九华山写生去了。这里记录两件老师与我家交往的小事。
记得可染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他的砚台不大好用。我们家有一方端砚，父亲让我给老师送去，老师用了后说，砚台发墨很好。老师就一直用着，后来有一天，他让我把这方砚台拿回去，说这方砚台很有观赏价值。我说给李庚用吧。老师说，他自己有砚台用。我只得把这方砚台送回家了。
我家祖上收藏有古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四幅条屏，文革时被红卫兵毁掉了题款和落款的两幅，还保留两幅，识者鉴宝后认为写得非常好，是邓石如的精品。可染老师听说我们家里有邓石如的字，很想看看。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老师这样认真地教你，经常打扰他，还给你作品，又常在老师家里吃饭，既然你老师喜欢邓石如的字，咱们就把这两幅字送给他吧！我就把邓石如的字拿给老师。他展开一看，说这是邓石如的真迹，而且还是邓的精品，上品，非常好，他非常喜欢。他将条幅挂在画室里时时欣赏。后来我考上电影学院了，一天他把我叫去，指着邓石如的字对我说，这是非常好的东西，好东西不管谁都喜欢，他说对字揣摩学习了一段时间，日子也不短了，嘱咐我一定拿回家去。我说当时从家里拿来的时候，父亲就说是送给您的，我不能拿回家去。老师说，不行，一定要拿走。我坚决不拿，转身走了，就是要上学校去了。
隔了好几天，我又去了老师家。他把墙上邓石如的字摘了下来，用纸包好放在了画案上，老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请你对堂上的令尊说，这东西是他的，李可染命令你把这个东西交还给令尊大人。”然后，他在包好的纸上面，又包了一层布。我没办法，只好遵命将字带回家。
78年4月12号这天，我去老师家里。老师说有些事情要和我商量。这时候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是高考的困扰，因为我这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另一方面就是我决心走画画这条路，成天画素描，功课也不复习了，文化课也不上了，一心要当画家。
可染老师问我对前途怎么考虑的，我说考虑了，就是画画，将来当画家。老师说，“又说糊涂话了，你美术学院都没有上过，当个什么画家？”他强调我在他那里学的只是一些基本常识。当得知我已经好几天没上课，也没复习了，他说“那哪行啊？赶快回去上课去！”这时师母也过来了，劝我说：“你不要一门心思总是想着画画，每天挤出一点时间画就行了。大学最好还是要考的，考一考看吧，看看你的能力吧！”
可染老师又说话了：“只有站在高山上，才能看的远啊！我画了一辈子的山，才悟出这么一点道理来。”听了老师的话，我对于高考心灰意冷的心态慢慢转变过来。
可染老师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政协会后，中央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画家李可染的专题片。4月24号这天，我去老师家里帮了一天忙。那天和老师、小可等人一起说话时，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和老师很少的几张合影之一。
4月28日这天下午我又去了可染老师家。我顺便给老师带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