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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这天下午我又去了可染老师家。我顺便给老师带去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家前几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一个文革期间的印刷品，上面印着醒目的黑字 “打倒黑画家李可染”。还有一张可染老师1962年画的唐代诗人贾岛的苦吟图。上面打了一个大“X”。批判文章的题目是“李可染为什么画贾岛？”
可染老师看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长时间才说，“这个要留下，我还得画！还有钟馗，我也得画！”
老师突然对我说，“我除了画画还会拉胡琴，你知道吗？我拉得还很专业呢！我小的时候，京剧在徐州很流行。11岁时，我迷上了拉胡琴。那时候，每每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胡琴声，我就激动得心跳。父亲从地摊上给我买了一把旧琴。从此，我常常跟在街头卖艺人的后面，偷偷看人家拉胡琴。有时候，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跟着人家大街小巷地跑，盯着艺人演奏时的指法、弓法，默记下来，回家就照葫芦画瓢，模仿，苦练。”
说到这儿，老师叫我快把胡琴拿来，他要拉。我到他的卧室把胡琴拿了过来，然后找一块布，上上下下把胡琴擦了个遍，又用松香擦了擦弦子，说，“今天你就是我的观众，画案子就是舞台，我要演奏一曲。”我说怎么画案子是舞台呢？你不画画了吗？他说他不画画了，连说了二，三遍。他叫搬把椅子来，放在他的卧室门口，他慢慢坐了下来，全神贯注地拉了起来，我对京剧以及京胡都不懂，只觉得老师当时非常投入，完全进入了演奏的状态，只听得琴声清脆，高亢，他嘴里还跟着哼哼。拉了有很长时间，他停了下来，问我：“不明白吧？？”我说：“嗯，不明白您到底拉的是什么。”他说不明白就对了，经常糊涂点好！别像他似的这么明白，他说他难得拉一回京胡啊！
我开始还以为老师拉琴是因为高兴，后来回家的路上想起老师看到那个批判材料的神情，还有老师说的话，忽然觉得自己不该把那张印刷品拿给老师看，触动老师的痛处。文革给老师带来的伤害和侮辱，常常使老师不堪回首。后来问师母才知道，那天老师拉的曲子是京剧曲牌子“夜深沉”。在京剧《击鼓骂曹》中，祢衡一边击鼓一边斥责曹操用的就是《夜深沉》这个曲牌来烘托气氛的。
十九、我的第一块手表
后来再去可染老师家，只见墙上挂着一张他刚画了不久的《苦吟图》，比1962年的那一张还要好。这时老师把我带给他看的那一张印刷品又拿了出来，让我好好留着，一定收藏着，我说：“是。”
高考就要开始之际，我家附近的总政排演场外，贴了一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上面有摄影系的招生介绍。报摄影系的人要求身体强壮，身高以上，视力要，身体特别健康，能适应野外作业，拍片。我一看这个动心了，心想我小时候就参加过《洪湖赤卫队》、《锦上添花》等电影的拍摄，当过群众演员，自己还有艺术基础，我自我感觉很符合报考条件。
赶去三里河老师家和他商量，他说：“还是那句老话，画画是一辈子的事，学习电影过了这个考试的机会就没有了。电影有很多专业科技知识，这是我和其它艺术院校没有办法教给你的，可以利用学习机会，认识艺术规律，领会艺术本质，进行艺术创作。用电影手法改变时空概念，这是一门很好的学问。”他建议我第一志愿就报考电影学院。听了老师的话，我就报考了，结果还真的考上了。
这天，邮递员丁阿姨给我们送信，她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对我父亲说：“你们家小伟考上了，得请我吃巧克力啊！”邮递员同志的一句话，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可染老师时，他给我吃巧克力的情景。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通知书从我手上掉在地上两次。这时，我嫂子送给我一本精装的日记本表示祝贺，我也来不及放下，拿着录取通知书就往老师家里跑。
可染老师看了通知书，连说“太好了，太高兴了！”他看我手上还拿个日记本，就在笔记本上用毛笔给我写了三个大字“精于勤”，还打了章。写完以后，一看，说是怎么写在这么好的笔记本上了，其实桌子上就有空纸，他也是高兴得忘了。他又立即给我拿了两块钱，要我买巧克力给邮递员送去。我高兴得这一回也没顾得上谦让，拿了老师给的钱就去买巧克力去了。
上学以后，我到老师家里去的时间就很少了。我和五位同学同住一室，他们每人都带有手表，我便从家里拿了一只马蹄表看时间。
一天我来看老师，他问起我上学以后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们6个同学住一个宿舍，他们手上都有手表，家里给了我一个马蹄表看时间。那时候我父亲还没有落实政策，家里经济不宽裕，也买不起手表。可染老师听了说，有个手表还是有利于学习的。他问我一块手表多少钱？我说得几十块钱呢！他说我送你一块吧。后来我的一个在北京手表厂工作的亲戚帮我买到一块“双铃牌”手表，价格还是优惠的，是50块钱，可染老师给了我买手表的钱。当时我的心情特别高兴，这可是我戴的第一块手表啊。他一看我带上了手表，笑着说，你还真像个大人啦！他问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香山读《留侯论》的事吧？他要我再给他背一背。我立即背道：“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老师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及时向老师请教，上课一定不能迟到，你看，现在手表也有了。回到学校，我在笔记本上记述了老师赠我手表的事，同时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时间对谁来说都是公正的”。
到了1979年1月份，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加上同班同学张艺谋等人的帮助，我在学业上也有了长进。这时学校还给我们摄影系的同学发了一台135海鸥205旁侧取景的照相机。这个机子是上海牌子，实际是在江西产的，比上海的DF要便宜一些。尽管如此，有了照相机，我手上就有了工具。
我拿了学校的照相机到了老师家里，朝老师“显摆”自己的新装备。不过我对老师说，我虽然学了照相机的使用，可是老师没有教该怎么拍照片。老师说，“好，我教你。”他指了指画室的窗户说，光是从那里来的，他站在窗前不远的地方，好比是一座山，问我的照相机机位，应该摆设在什么地方才能拍好这张照片。我跟老师开玩笑说，“您拍了电影纪录片，老师也成了摄影师了，也能当导演了。”老师说：“我是画家，在你面前我也演过了，现在我是导演，我要给你导个戏！”他让我看仔细了，然后换了一间深灰色的上衣，站在那里让我拍，说：“总导演李可染要导戏了，开拍的时候要告诉我一声！”其实我已经选好了背景和角度，老师见我总是不拍，抱怨说我拍照的动作太慢。稍微一停，老师说，“你拍完了吧？”我说；〃是的，拍完了。〃他说，“好，好，把照片给我洗出来，我要给你提意见！”
我把照片洗出来后，给老师送到家里，他说拍的不错，到底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有水平。说完，老师把照片拿到自己的卧室收了起来。这张照片我给老师洗了好多张，当时许多报刊，杂志采访老师，老师就把我拍的照片给了他们，大多都发表了。这时老师对我说，我的学习重点应该转移了，现在大学一、二年级就要把基本课学好。“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和我一起聊聊天，看看我画画，我看看你拍的照片，听听电影学院里同学的故事。”他又建议我毛笔字暂时不要写了，原因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太紧张，学摄影要和物理，化学感光材料结合起来，还有方程式，结构式，分子式都在我的脑子转悠，我感到很吃力。老师命令我一定要学好基础课。于是，我也就认真下功夫学了起来。每天晚上十点钟下晚自习，学校统一关灯后，我就躲到电影学院小放映室，用黑纸把窗子堵上，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苦读到深夜12点以后。就是这样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只是七八十分，属于中下等。到我毕业时已是全优了，这是后话。
入学后的一天，可染老师问我还有什么打算？我说文化大革命后，经过一场浩劫的文化名人需要抢救性的保护，我应该把他们这些仅存的“活文物”的风采，通过摄影机留存下来。他们大多数人年龄都很大了，再不拍，恐怕就来不及了。因此，我想拍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他一听，愣了，说：“这个小孩的胆子太大了，不听话，功课都跟不上，还要拍这个。”我说功课一定要跟上，怎么都得跟上，这个要是不拍，就没有时间了，这也是抢救祖国的文化啊！
老师许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要进自己的卧室休息一下，说：“桌子上有好多杂志，书籍，你先看看吧，我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下。”过了好长时间，老师从卧室走了出来，看来他也没睡觉，他说要和我坐在一起，把这事商量商量。
我说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干什么事，都得先给你说，问问你，跟你商量。
过了一会，老师看了看我，说：“那就拍吧！
老师说他认识不少文化人，在不影响我的学习情况下，会帮我介绍几个人物，让我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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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优良传统
拍摄中国文化名人的事情从1979年2月份开始，正好我放寒假，我准备去广州，拍摄著名画家关山月先生和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
父亲很支持我，专门为我买了一张飞机票。可染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我认识关山月先生。老师喜欢广东，去过好多次，他让我去好好看一看。老师给关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山月同志，兹介绍北京电影学院邓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