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着烟，李锐说到了找我的目的，原来他是找我商量一下，能不能动员全局的干警，以各科室和派出所为单位凑一下份子，解解游局的燃眉之急。“看着游局愁眉不展的模样，怪让人心痛的。”
这一建议当然是好事，我立即表示同意。只是提醒李锐在向各科室及派出所打招呼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管是谁问起，只能说是大家自发凑的份子，并没有组织。上面虽然再三强调不得借婚嫁喜丧、小孩考大学或者过生日等为借口请客送礼，但对于大家自发凑的份子，还没的听说为此追究过谁的责任。有困难将每人的些小力量积聚到一起，就能解决大的问题，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传统精神，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但是，以权势借机敛财则除外，象前年被撤职的县公路局局长李先亲我就认为活该，不就是添了个孙子吗？却办了五十桌酒席，光礼金就收了二十多万元，这种做法就十足地变味了。说实话，我这样提醒李锐，更多不是担心上面有人追究这件事，而是担心游局不肯收。他这人就这德性，只有群众的共同意志，他才没办法改变。
“我们应该多劝劝游局，不要因为案子的问题压力太大。不就是个公安局局长吗？”李锐说。
“我不认为游局是为案子的事压力太大，更多是因为唐嫂子他才愁眉不展。”我不同意李锐的判断。
李锐看了我一眼，一脸的迷惑。我却在心里得意，对游局的了解，我要比他李锐强得多。后来，我们又谈到小男一雄这件案子。李锐对我所讲的老头非常感兴趣，他说得下决心将这老头的底细摸清楚，不管这老头与这起案子是否有关系，但背后的故事一定很精彩。但他所说的精彩更多是在这老头与疯婆子的关系上，他笑着说：“不定他们以前就是一对老情人。”
“你以为我们费这样大的精力只是调查一起以前发生的桃色故事吗？亏你李锐想象丰富。”我白了他一眼。
二
中午我是到父亲那儿吃的饭。实际中午这顿饭在那儿都可以解决，主要还是看看父亲和庆德大伯他们是否回来。进屋时，母亲一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碌，父亲则带着庆德大伯在他自诩为“无为斋”的书房里鉴赏他的那些宝贝。他们是一大早坐公共汽车回到县城的。父亲自从土地局退休后，就从天在家侍候他的那些宝贝，一心一意，乐此不疲。那些宝贝，其实就是父亲自个创作的字画，墙上挂满了不说，桌子上堆的是，桌下床下也塞得满满的。也不知父亲曾经师从过谁，反正国画、油画以及版画什么的都能够随笔画来。我对字画一点不在行，评判好坏的标准仅限于悦目而已，以此为标准，我感觉父亲在国画上的造诣要比油画和版画深多了，山水，人物，以及虫鸟什么的，轻重有别地泼洒在洁白的宣纸上，小心地盖上印章，然后细致地装裱好，挂在墙上，远远地端详，那种感觉不像油画那样直观，而是朦胧中的神秘感觉，仿佛轻轻喷了一层淡淡的水雾，而观者则处于这水雾之中，情不自禁地会产生许多的联想。父亲的字也写得好，隶体、彖体、行草以及少见的魏体都能写，*时期，我们马鞍山公社各色各样的大小标语绝大多数都是父亲的杰作。由此，父亲也成了当时公社里的知名人物，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当然，父亲的字画在我们当地出类拔萃给他赢得的更多是赞誉，但也没少挨人骂，并且也为此吃了不少亏。记得是一九七四年前后，我们马鞍山公社在新窑大队揪出了一个暴发户，以至在整个县里都引起了轰动。这暴发户其实只是一个屠夫，名叫严一楼，长相我现在还记得，眉毛又长又浓，鹰钩鼻，厚嘴唇，一脸的横肉象用湖铳打过，尽是绿豆大小的眼眼，说是麻子却又不象麻子。公社将展览办在他的家里，而所有的宣传画都是父亲画的。诺大的堂屋的墙壁上挂满了，门前的院子也扯着绳子挂了好几圈，全公社参观的男女老少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边参观边发表啧啧的议论。大家除了对泡在玻璃瓶里的几条大蛇和那时很少见的两把不锈钢春秋椅有深刻的印象以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画的一幅严一楼的父亲喂狗的画：一位头发稀疏、肥头大耳的老头，咧着露出金牙的大嘴巴，将一大块精肉抛得老高，而一头又肥又壮的大狼狗凭地跃起，直扑空中的那块肉。狼狗又长又尖的牙齿发出惨白的光，流出的涎水也清晰可见。留着游泳头的讲解员用激愤的音调告诉大家，解放前广大的劳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严一楼的父亲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连他家养的狗都能吃上鲜肉。但大家对讲解员的讲解充耳不闻，而是为画上那只活灵活现的狼狗的原型而争论不休。最后，争论的结果还是猎户郭明旺赢了，那只狼狗是以他家养的那只猎狗为原型的。大家为此向父亲求证时，父亲却不置可否，只是咧着嘴巴笑。那笑里透出万分的舒畅，万分的得意。不言自明，答案就在那笑里。谁知展览完了，我们家倒霉的事也就跟着来了。那时整个公社只有一个卖肉的地方，在镇东南方向一间青砖黑瓦的老式房子里。那时猪肉、香烟、肥皂什么的都是凭票供应，但是即使手里有票，若没有熟人，你也难得买到你想买的东西。猪肉更紧俏，一天也就杀那么一两头猪，买肉的队伍排得老长，一个个朝前伸长着脖子，万分企盼的样子，但往往队伍没见往前挪动多长的距离，前面就有人喊肉卖完了。大家就一连声地骂，说猪肉让当官的开后门弄走了。手里有了紧俏商品，借此将方方面面打点得舒服，所以严一楼虽成了公社的暴发户，但并没有因此剥夺他抄刀卖肉的资格，反倒是那神情比以前更横了。受经济条件限制，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当然，虽然只是一次，但绝不能像现在一样敞开胃口吃。每次要么买一只猪前腿煨海带，要么买两斤五花肉烧土豆，得细着吃，最少得吃三五天。以前父亲买肉时还能得到严一楼的照顾，这主要缘于严一楼与我的奶奶是同一个村的，并且按辈份他还得喊我奶奶叫姑。但自办了那次展览后，严一楼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优惠我的父亲了，当父亲排队排到那油腻腻的窗前时，严一楼就白父亲一眼，要么说肉卖完了，要么割一大块像纱布团一样的肚腩肉扔到窗台上。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并且次次是这样。父亲知道事情的缘由，但就是拿严一楼没办法，只得私下里向他陪小心，但他小眼睛一瞪，阴阳怪气地抢白父亲一句：“你不是画狗画得象吗？你只当把画狗当吃肉好了。”将胆小怕事的父亲呛得吭都没吭一声。为此，公社再搞什么涉及个人的画展，即使冒被人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父亲也不敢将他那一技之长露出来。当然，宣传正面人物除外。
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个时候，父亲会字画以及擅长土木设计等一技之长充其量只是政治运动的需要，最多也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已，但是改革开放后，还多亏了这一技之长，否则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还算充裕。刚落实政策时，父亲就被县里作为人材招到县针织厂，从技术员干起，没到三年，就当上了厂长。也难怪，那个年代像他这样既能舞文弄墨，又能懂得些许机械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受大环境的影响，针织厂在红火了两三年后，就倒闭了。许多的人因此失业，但父亲没受此影响，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江夏日报社聘为报社的美术编辑，为报纸设计一些插图或者画一些漫画什么的。可以看出，父亲在报社工作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主要缘于他一生所钟情的爱好起码得到一定程度的证明。但是后来他十分不情愿地被徐长生调到了土地局。徐长生是父亲的老同学，知道父亲在土地规划方面较为熟悉，那时土地局刚成立，这方面的人材奇缺，父亲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拗不过他的死缠硬磨，只得从报社调到了土地局。为此惹得报纸那位一只手的社长老大不高兴，最后是徐长生在县城最好的一家酒楼请了一桌客才将这件事摆平。在土地局刚成立的那段时间，父亲确实为土地局的土地开发和规划作了不少的贡献，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加之大专院校专业毕业的年轻人不断增多，父亲在工作上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徐长生这人心眼好，知道父亲的心事，在九三年春的时候就将父亲从规划科调到局工会，其他事情不做，专搞宣传工作。宣传工作看似简单，但没有两刷子还是难得拿下来的，比如写标语，搞展览什么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父亲在工会虽然只搞了一年多，却搞出了名堂，那一年市土地局在全市范围搞土地宣传，专门派车将父亲接到市里协助他们搞展览的美术设计。武汉市多大，能人多得如过江之鲫，为什么不请别人，单单只请父亲呢，可见父亲在这方面有过人之处。从单位退休后相当一段时间，父亲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表情忧郁，整日闷闷不乐，还不时发些无明火。我知道这是退休后遗症，忙碌了一辈子，一旦清闲下来，肯定得有个适应过程。我就与母亲商量，看能不能在街面上租一个小门面，让父亲象那些老先生们一样，帮人写写对联，画几张碳青画，或者搞些字画的装裱什么的，不图赚钱，图的是有一个消磨时光的事情。但父亲一听我们的意见就大发其火，坚决不照母亲和我的意见办。劝了几次，眼见没有效果，母亲和我也就懒得再劝，随其自然。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有一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了写字画画的纸砚笔墨什么的，将右边的那间空房子打扫干净作了书房，并起名为“无为斋”，自此，整日就埋在他的字画里面了。这样天长日久，他那间不大的书房俨然成了一个展厅，很快变成了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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