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队，杨新愚和其他同事赔不是了。也希望你们将我的歉意向局里的其他同志捎过个信，就说我李锐对不住他们。”
“谁都会犯错的。”我情真意切地安慰李锐。
“你曾帆不要将我当作那些家伙了。没错，在这个社会上谁都会犯错，但是有些错是可以饶恕的，有些错却永远不能饶恕。我犯的错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怎会不知道呢？可以说是万复不劫，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我今天选择了这个地方，以实现我三十年前的誓言。结果虽然不是十分光彩，毕竟我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但是，我希望游局、曾帆以及在场的各位，不要重蹈我的复辙，毕竟我为了一己之利，一时之气，付出了生命和声誉的代价。我这是自作自受，也应了自作孽不可活那句古话！”李锐说到这儿，突然大笑起来，笑声是那样的刺耳，那样的陌生，好似要将眼前的黑夜撕裂，也好似针一样扎向我们的耳膜，我们的五脏六腑。
“李锐，你不要乱来。”游局好象预感到什么，大喊一声，就往湖边冲。
一切都迟了。在游局连滚带爬地向前冲出去时，黑夜中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
一
李锐死了，他坦然地用手枪朝自己的右边太阳穴开了一枪。鲜血染红了身下刚刚泛绿的草地，也染红了从冬天的寒冷中逐渐苏醒过来的河岸。晨曦中，他那已经没有血色的面孔异常轻松，好象在做了一件特别劳神费力的事情以后，酣然睡去。他确实就这样坦然地走了，却狠心地将许多的困惑、重负和羞辱扔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慢慢地去思考他留下的那些他自己没办法解答的困惑，去一点一点减轻那些他自己没办法减轻的重负，去一寸一寸洗刷那些由他带来的羞辱。
在他的左胸口袋里，我们找到一张他写给他的妻子秦丽荣和儿子的纸条。纸条是从县医院的便笺上很规则地撕下来的，从潦草的字迹上一看就知道他是在下午知晓自己的罪孽暴露并且在劫难逃时匆匆写下的。
丽荣及儿子：
非常抱歉，我就这样走了。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我这是罪有应得。
你们的路还非常长，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若有困难，可以找游局及局里的其他同志帮助，他们都是实在人，不像我为了所谓的抱负而抛弃一切。我相信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们的！
特别是儿子，不求成材，但求成人。
保重！
看着字条，游局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我却泪流满面。
人们常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话说起来非常容易，但做起来绝不是那样简单。人毕竟是群居动物，既然生活在这个五颜六色的社会上，你就没办法抗拒这个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各色各样的诱惑，既有意识上的，也有物质上的。虽然就个人的修养、个人的智商和个人的阅历，你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场合和一定的范围内，认识到一些事情可为或者不可为，但是，如果你在整个人生旅途中有一时的疏忽或者大意，或者经受不住社会上那些看似正常但实质并不正常的事物、观点的诱惑，你带着侥幸的心理做了那些你原先认为不可为的事情，最终你肯定会为自己一时的疏忽或者大意付出代价。李锐虽然死了，但是我相信还有许多像李锐一样的人仍活着，他们或者抱着李锐一样的心态或者思维方式，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在社会这个复杂的海洋中像单个的水分子一样，希求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恨情仇，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挣脱社会这个海洋的能力和勇气。他们谁都清楚，脱离这个社会，或者游离于这个社会的边缘，最终他们会像水滴一样被无情地蒸发掉，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就个人而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恨情仇，自己的行为准则，是保持自己个性的前提，但是社会的作用就个人的那点儿能力就能够改变吗？从宿命的观点理解，个人的能力是难以改变世界的，既然不能改变世界，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那唯一的选项就是你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进而我们会问：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我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回避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准确地回答，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同样没办法准确地回答！
冷静下来以后，有个现实的问题我始终不得其解：为什么游局就料定李锐从县医院逃出来后会驾车跑到牛山湖的湖边？
游局地叹了一口气，一脸苦笑地对我说：“你，包括局里的其他同志对李锐的过去都不是十分了解。”
游局告诉我，李锐平日看似是一个开朗豁达的人，其实他的开朗豁达更多是流于表面，或者说他的开朗豁达更多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那些不可示人的秘密。
李锐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在我们江夏转业后直接到地方上工作，先任山坡区的区长，后任县委宣传科科长，最后成了江夏县的副县长。李锐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以前，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学校里当语文老师，这就决定了他虽然当了兵，但骨子仍然保留着文人特有的较真个性，而这一个性最终导致他在一九五八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并被剥夺了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权利。最先全家被安排在城郊的砖瓦厂劳动，一九六二年，全家又被下放到的龙泉山下的牛山湖养殖场。所谓的养殖场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是养猪，养牛什么的，而是专职养鱼。养殖场的工人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虽然可以像工人一样每月拿固定的工资，但做的事情却与渔民没有根本的区别，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出生的李锐的父亲尽其所能也难胜任这份工作。当时养殖场的场长是一位“苦大仇深”的渔民，穿着和长相与其他的渔民一样，没有一点儿特别之处，但是他却有一手出类拔萃的捕鱼养鱼的技能。出于朴素的阶级盲从以及骨子里仍然存在野性，他对于被政府以下放的名义贬斥到养殖场的李锐的父亲以及场里的其他“黑五类”，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报复心理。当然，这种报复心理的存在不是基于他以前曾受到这些人的伤害，而是基于阶级盲从。这种心理在*达到高潮时也同时达到高潮。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养殖场的大小鱼池里都结了厚厚的冰，小孩子们都可以在上面溜冰，玩游戏了。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应该是在家里烤火盆子的时候，但是那场长却说为响应*的号召，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九大”献礼，硬是带着全场二百多号男女老少，冒着数九寒天，下到满是冰渣和淤泥的鱼池里，要争取在整个冬天将全场四十多个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干净，为来年夺取养殖大丰收打好坚实的基础。不管现在是用愚昧还是用头脑发热等各种方式评价那时的人们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仍不能否定那时的人们，个个都拥有满腔的热情，就像人人怀里都揣着一座火山，只要以党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将这火山开启，那满腔的热焰就会喷薄而出，就会势不可挡，就会摧毁世上一切可以摧毁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劳动着，从场长，到“黑五类”，从六七十岁的老人，到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没有一个人叫累，更没有一个人退缩。但是，李锐的父亲和那些“黑五类”们并没因白天忘命的劳动，而逃脱晚上被批斗的命运。那半文盲的场长也没有因促生产而忘记自己抓革命的神圣使命。结果，李锐的父亲和其他的“黑五类”每天晚饭后，都会站在养殖场子弟小学的那个大礼堂前面的土台子上接受全场职工的批斗。那时候李锐才七岁，每天晚上他都会不声不响地蜷缩在礼堂后面的黑暗中，瞪着大大的黑眼睛，奇怪地看着站在台子中央擞擞发抖的父亲，他不明白平时轻言细语、慈眉善目的父亲怎会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呢？他更不明白那么多没有读过书的人都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为什么唯独知书达理的父亲却做了呢？由此，他在内心里对父亲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憎恨。因年纪太小，李锐不可能做出划清阶级界线，或者与家庭决裂等壮举，但他却以躲避和沉默这两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憎恨。他不仅躲避与父亲的每一次接近，并且尽量躲避父亲的每一个眼神。即使父亲有什么事情与他说话，他也是装着没有听清楚，将空茫的目光投向黑暗的墙角或者飘渺的湖面。久而久之，父亲也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李锐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但是，与李锐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却从没有认为李锐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他虽然仍是很少说话，但是只要谁说起他的父亲是“臭老九”、“走资派”或者“黑五类”什么的，他必定像一只发怒的狼崽子一样，拚死也要将别人打得哭爹喊娘，头破血流。当然，当时的李锐肯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原因。
李锐的父亲是第二年的春节后跳湖自尽的。春节前那几天，李锐就感觉父亲有点不正常，整日整夜地咳嗽，严重时，竟有大团大团的血块被咳出来。有几次李锐在睡梦中被父亲和母亲的争吵声惊醒，原来母亲要求父亲到医院检查一下，但父亲执意不肯。大年三十的晚上，李锐的姨父陈兴旺突然带着一个医生来到家里。那时候张兴旺是马鞍山乡的革委会主任，他与那医生是骑自行车来的，还莫名其妙地戴着个口罩。那医生是一个近视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对父亲检查了好一阵，最后留了些药与张兴旺一道走了。李锐的父亲是正月初五的晚上跳到牛山湖的那个湖汊里自尽的，现在想来他是既无法忍受艰苦的劳累，又无法忍受心灵的煎熬，同时也无法忍受病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