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伯驹在未来之前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他深知，郭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终有不测。但是，他索价如此昂贵，哪有此财力收藏啊！
伯驹唯恐两帖流落海外，《三希堂法帖》就再也不会有延津剑合之望了。不日，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复商此事。
柳向郭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二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20万让于伯驹，但因财力不足，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郭应允。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不能支付。伯驹四处筹措无望，无奈，只好将二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间人协调结束。
不久，郭逝世，其珍品归其子。日寇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伯驹偕妻携女，颠沛流离，但一直挂念此事。日本投降，他从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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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权势 力护国珍（4）
春农回复，尚在郭家。伯驹表示，愿收藏。其子让价，二帖为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居间人往返数次，磋商于郭昭俊，价能否再低一些，郭没有诚意，但伯驹并未罢休。
正在这时，###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到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张伯驹商议。
王世襄意见，首先让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伯驹极为赞同。
王荫泰在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曾下令：“此部瓷器有所移动，必须先呈报。”郭氏藏之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盗卖于美国外，其余由郭昭俊让价王荫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从文华殿及热河行宫提取的原物，即使收回，议价也不宜过高。伯驹建议王世襄妥善处理。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消息传开，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荐，攀援上了宋子文。经几次接触，一桩交易，双方默契。
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郭暗地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
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瓷器，室内悬挂着郭世五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窃窃私语。
张伯驹深知内情，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啊！”他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帖的下落。
一年以后的一日，他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鹰来函，约其撰稿。
为了不致使国宝流落散佚，他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佚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此事，各种场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事不妙，恐惹物议，急忙派人将二帖退还郭昭俊。
《新民晚报》的艺坛通讯载：“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张伯驹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视着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携帖逃往上海，从香港转至台湾。
这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披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之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
张伯驹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赞扬。然而，他也受人责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说：“张伯驹身为本院专门委员，不为院里之事隐讳，反而还大肆宣传。”伯驹听后，一笑了之，表现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的意度。他的眼睛继续盯着二帖，以至穷追不舍。
不久，他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将二帖押在英国某银行。伯驹又各方呼吁。此事后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经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帖。
伯驹自1937年见到二帖，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当收藏家的这颗心落下来时，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然而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好啊！”
倾家荡产 慧眼蓄宝（1）
历史名城北京，从金代至清代宣统退位，历时近800年，曾是四个朝代的都城。她久经风雨，饱经沧桑，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灿烂的文化。都城皇宫内苑荟萃着历代的奇珍异宝，闪耀着历代劳动人民智慧之光。
到了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民国十三年十月初九，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宫中的权臣奴仆趁机窃走了大量的古玩字画。民国十二年九月，宣统皇帝一次无偿送给日本人价值30万美金以上的古玩字画。后来在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间，日本居然在东京举行了《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展览会》，可见文物流失国外之多。对此，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居天津张园，主要靠变卖字画文物，挥霍享受。伪满覆灭，被溥仪潜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一千二百余件皆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
北平的古董商人闻讯，纷纷赶赴东北抢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论古斋老板靳伯生捷足先登，争相用低廉之价收回大批书画珍品。
张伯驹收藏的举世皆知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惜倾家荡产，从古董商人马霁川等手中购下的。
这期间经历了种种的曲折和艰险……
民国三十五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真迹与赝迹，精品与常品一时难以确认。张伯驹手拿一本旧日《故宫藏画目录》，看了一遍又一遍。另外，他广事搜寻流落在市场的书画，所知1198件。他据目录考定，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精品只有400余件。
一天，他致函故宫博物院，建议可采取两项办法：
其一，所有赏溥杰单内的，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
其二，选精品经过审查鉴定议价收回。
按当时价格，不需要过巨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但伯驹的建议，南京政府漠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叔平）又委蛇进退。于是，真迹、佳品大多流落于商人之手。
一些古董商人见利忘义，绞尽脑汁，企图转手渔利，大发横财。
狡猾的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出柬约，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思泊）、徐悲鸿、启功（元伯）等专家前往审定。
专家们收柬后，十分兴奋，他们一直期待着故宫博物院能更多收回一些精品。不料，审定后，大失所望。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人文征明书《卢鸿草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系真迹外，其余均是赝品。
专家鉴定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议。张伯驹等人与会并发表意见，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也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最后会议决议收购宋高宗书、马和之画《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等共5件真迹，其余退回马霁川。
张伯驹虽一介书生，但对于收购文物一类事甚为精明。理事会闭会，张伯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想转身回去，但又收回了身子。有人问：“张先生犹犹豫豫，是何原因？”张伯驹并未作答，心里正嘀咕：“此事蹊跷，太蹊跷了，莫非马霁川是在……”
果不出所料，马霁川是在捣鬼。他想来个鱼目混珠。马霁川之所以给故宫博物院送去书画二十多件，意在以伪迹及平常之品售于故宫博物院，既可稳住北平城里关注此事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们，又可以得回本金而有余。转移了注意力后，他便乘机将其余真精之品全部运往上海，出手售与洋人。就在张伯驹等人鉴定的同时，他已将唐陈闳的《八功图》和钱选的《杨妃上马图》两件真迹售往国外。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专家们尚蒙在鼓里，马霁川甚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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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家荡产 慧眼蓄宝（2）
散会后，张伯驹回到“平复堂”，这时天色已晚。他一进门就问夫人：“有人来过没有？”
夫人回答：“没有！”
“不对呀，应该来了。”伯驹自语。
佣人请先生进晚餐，伯驹一挥手：“撤掉。”他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力吸了几口。佣人端过来一杯咖啡，他看也不看一眼。
夫人见丈夫不吃不喝，心里不免有些焦虑。她坐在一旁，观察着丈夫的神情，也不便深问。
过了大约一两个时辰，一位客人来访，伯驹老远就把手伸了过去，爽朗地说：“你让我等得好苦啊！”
张伯驹早有安排，几日前，他委托这位朋友到几位古董商人那里去摸摸情况，回来报他。
这位朋友一边述说，一边打着手式，片刻，只见张伯驹神情大变，面露怒容。原来，来客将马霁川的实情全部告诉了伯驹。
只听张伯驹吼着说：“备车，快备车。”
夜半，张伯驹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进门便单刀直入。
“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的手里？”
老奸巨猾的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登门，突然来访，已料到大事不妙，又见张伯驹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