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回原籍项城，而是隐居在安阳洹上村。３月６日，中研院安阳洹上村办事处开始工作。李济写道：“我们到安阳时，他（袁世凯）的遗产已经充公，我们就住在他的家中；我曾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３月７日，洹上村村中、村南、村北三处工地同时开工，进展顺利。一周以后，李济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问题；二是必须有方法；三是记载必须精确；四是必须无成见；五是必须有耐性。”所档：元２５—６。这是吸取殷墟首次发掘的教训而制定的新规，发掘伊始，李济就叫人绘制详细的发掘图，每一进程都作了地下文物及地层分布情况的详细记录。据石璋如回忆，“殷墟第二次发掘所用的方法，在这一次发掘，老实讲来，还是含有试探的性质。这次发掘还有一件为村人所不了解的事，就是坑内出了生土，已经不出东西了，李先生仍然命工人向下挖生土，他要挖到水面，他的目的是看地层的堆积而不是专挖东西。这种挖法，却惹起地方上有经验盗掘者的暗中讥笑，他们哪里明白地层堆积的意义。”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页。
发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阀间停息的战火突又燃起，保护发掘的士兵悄然撤走，土匪开始猖獗。５月６日，发掘被迫停工。这次发掘，先后出土甲骨六百八十片，还有一批古器物、兽骨、蚌壳、陶片等。
石璋如那时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在安阳工地的实习生，据他回忆：当时我们跟发掘队一起住在袁家花园，我们直接到洹上村东部的袁家花园，简称“花园”报到。才住没几天发掘团听闻石友三即将开战，就预备停工。袁家花园附近就是石友三的叛军所在，叛军认为发掘团是中央的奸细，所以董先生、李先生于停工后怕被误会，就赶紧坐台车离开，河南省政府派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走了。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５７页。李济嘱人将发掘物藏在彰德高级中学和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内，这两个学校都有董作宾的熟人。随后李济与董作宾携带一小部分文物返回北平，准备开始整理研究。此举本是因战事突发，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不料竟授人以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
安阳停工，私掘者蜂拥而上。６月２２日，留守工地的王湘致函李济，“昨县署将私掘人一共带案下监，时花园庄人屈金梁等正掘挖，见法警前来带案随都跑了。现县署向本村村长追要等人。”所档：考１—１—１７月１日，李济致函安阳县政府，“本所并未发函请销刘金和等传票，以后若仅用办事处信纸信封，而无负责签名盖章之件，概作无效。又关于盗掘古物一案，仍请查照董编辑员前函所列各节，切实究治”。所档：元１５５—４。李济终于明白，县署与私掘人不过在演双簧戏，其目的是糊弄“中央”，维护既得利益。
李济回到北平，恰逢史语所从广州迁来，考古组迁在北海静心斋。据所务会议议定，史语所原设的八个组合并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及人类学三个组，李济与陈寅恪、赵元任等，受中研院院长蔡元培聘，分别出任考古（三组）、历史（一组）、语言（二组）组主任，此一格局一直维系了几十年。
转入紧张的案头研究，李济每天往返于方砖厂的家与北海办公地之间。８月３１日，他写信告诉已回美国的毕士博，“近三个月工作团之成果相当可观，在离开田野前定将工作报告寄奉，据闻今秋你可能再次来访，望能讨论Freer Gallery与史语所之进一步合作”所档：考２１—２—１２。。不久，他写的《小屯村陶器初论》报告稿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notes on Potteries from Hsiaotuntsun（打印件共５页、插图２０幅）。如约寄往美国弗利尔艺术馆。１０月，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正式出版，“报告”揭示了两次发掘的部分结果。李济撰写了《发刊语》《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论》等篇文章。蔡元培在“报告”的序言中指出，殷墟发掘“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的转方向”，这种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立足点是整体的，对文字和器物的探究注重系统性，“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二是问题的结构，一如自然科学，取实物为证，“不以设定为决论”，而是按实物材料——问题——旁证参考——适当的观点这样一条路线处置，这乃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十月金秋，收割之后的安阳大地，转眼间褪了颜色，起伏的土地裸露着苍黄。经过暂时的疏通，第三次殷墟发掘在李济的主持下又将开工。然而，上次仓促停工，李济与董作宾携少量出土物回北平引起的误会，加之当地盗掘者和文物贩子等利益集团的策动，各种流言荒草般蔓生。领头者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他是河南商城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蒙学部，自称罗振玉的弟子。他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函中提出，“请准将掘得器物，仍留在开封保存，俾河南人有所观感，庶于地方文化及公开研究学术两得其益。”“本省既有如斯重要之文物，襄助他人发掘，何如自动发掘？……可由兼职之民族博物院经费项下协助。如此自动发掘，则他方再有借口开掘者，即可一律谢绝。”所档：元１５１—４。何日章借维护乡邦利益的冠冕堂皇其实暗藏着私心。１９２９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前董作宾、后李济。（李光谟提供）
河南省政府致函中央研究院，转录何日章的原文。１０月２１日，何日章手持河南省政府的批文赶至安阳，声言安阳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李济电告傅斯年，“省政府拒绝中央挖掘，暂停工”。胜算在握的何日章招工自掘，鸠占鹊巢，在史语所开挖的工地上连续挖掘两个月，所得甲骨古器物甚多所档：元１４１—１a。。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3）
此时，冯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拥兵自重，“中央”对地方毫无约束能力。中研院总办事处收到告急电后，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公函中，只能曲尽其意：查发掘古都系考古学上之要端，不只为地方文明之表率，实藉此以供全国人士之研求，并谋贡献所得于全世界，尽人类应尽之责任。其开掘之方法，重在立完全之计画，作系统之探求，藉以知古事古物之相互关系，及其当年入土之位置踪迹，本非专以搜寻器物为唯一目的也。此种发掘，必须有专家指导，方能从事，否则一铲才下，而古事古物已为损毁不少，且正不知其地域之已否掘准也。……所得古物为利于详密之研究计，自不能不先行运回本院。一俟研究结束后，即当分列于中央及省立博物馆，以供参考，断不欲据为己有。……同此国土，同属国民，共致力于学术，何畛域之可分。所档：元１５１—８。蔡元培一面斡旋地方，一面劝慰傅斯年和李济：“连接电函，藉悉在汴时种种辛苦及回平后疲病状况，万分不安，唯祝迅即康复而已。安阳发掘事，赖兄临机应变，得以排除障碍，感佩不遑，宁有他意。弗虽短于机智，然对于善用机智者甚佩之，目的神圣，手段虽非绝对的善法，然有时亦不失为正当也。详细报告已读过，并不潦草，请勿念。济之先生之报告，亦读过，关系重要，成绩优异，不胜欢忭；唯望继续进行，不遇阻力而已。……”真理无奈权力，蔡元培在信中叹道，“除向南京政府设法外，亦一筹莫展。恐安阳已为何日章等之舞台，无可挽救；然彼等欲壑有限，而地宝无穷，他日总有继续工作之机会，待之而已。”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２０２—２０４页。
１０月２３日，为争取当地权要对考古发掘的支持，李济联合驻地的彰德高级中学校长共同请了一桌客，不意反遭其辱。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安阳发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窝囊气，令人寒心。两天后，李济以“安阳工作进行无术”为由，向中研院请辞考古组主任职所档：元１４１—２a。。蔡元培、杨铨（杏佛）回电劝勉：“安阳事必以全力争最后胜利，幸勿言去。铨即晚赴京交涉。”所档：考２３—４。１０月３１日，蔡元培又致函李济：“何日章捣乱事，除以全体之力与之周旋外，别无关个人之抱歉与引咎，务请照常进行勿遽萌退意。”所档：考２３—５。拳拳相勉，李济义不容辞，他回函杨杏佛：“此次考古组顿遭横逆，除引退外实无第二办法，蒙蔡先生及兄与孟真兄多方努力，率使彼方有就范之意，济自当遵命再行前往，以尽前功。”所档：考２３—６。李济请辞不为一己之誉，而是担心“田野工作横被摧残，进行无术”所档：考２３—１。。１１月２３日，他在给董作宾的信中，谈到何日章破坏殷墟的具体情形：至于彼等挖法，实在可笑可恨之至。传闻彼等已得之墓葬，皆为见头挖头，见脚挖脚，十有*，均捣碎了。无记载、无照像、无方向，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此等方法名之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