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击败陈师之后主动与陈和好。鲁国曾在伐郑之役中出兵援宋，但郑庄公并未因此忌恨于鲁，而是主动向鲁示好求和，直至结为同盟。齐国当时是诸侯中强国，郑庄公很注意密切与齐的关系，以利用齐国势力来牵制宋人。公元前７１３年，郑庄公主动发起了对宋国的反击战。借声讨宋殇公不朝周天子之罪，郑庄公联合齐、鲁之师，以天子之命伐宋。齐、鲁军队败宋军于菅（今山东武城县东南），郑军先攻占宋国郜（今山东武城县东）、防（今山东金乡县西），后又打败宋、蔡、卫三国联军，最终使宋国屈服。
四 英雄末路
在东周初期的历史上，郑庄公是个特别活跃的人物。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郑国只能在一块猵小的土地上谋求发展，为突破这一瓶颈，郑庄公对内能采取一系列措施排除隐患；对外能果断出击，敢于为郑国之发展拼天下。他智谋过人，在“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评价他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他凭借自己过人的智谋和高超的政治远见，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大胜之；伐许、克息、御北戎，攻必克，战必胜，可谓所向披靡、战绩显赫。至于在公元前701年，郑庄公能够召集齐、卫、宋等大国诸侯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西南），俨然已是诸侯霸主。他倡导的称霸之风被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发扬弘大，成了春秋时代的显著标志。郑庄公不愧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精权谋、善外交的杰出政治家。
郑庄公的一生是纵横捭阖的一生，在东周早期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但正是这位有着非凡胆略的政治家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犯了两个重要的政治失误。一个重要失误是生前没有对太子忽（即郑昭公）之位作出妥善安排，以致自己一死，郑国立即陷入郑昭公和郑厉公（公子突）之争，使郑国形成两君并立的混乱局面，为害甚久。另一重要失误是重用高渠弥，这为郑国留下了严重后患。在他去世前不久，庄公想立高渠弥为卿，时为太子的昭公坚决反对，庄公不听，执意用高渠弥任大臣。及昭公为君，高渠弥害怕昭公借机杀己，便乘跟昭公出城打猎之机，射杀昭公，并与权臣祭仲合谋改立昭公弟子亹为君，使郑国陷入内乱之中。当然这两种疏忽可以说其实是一种疏忽，总而言之是没有使得郑昭公能和平顺利地继承王位。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当年成功地解决了的立嗣问题而老谋深算的郑庄公却在此跌了个大跟头，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不已。对于郑庄公来说这是个十分平庸的错误，却也是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历史在此又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和轮回。当他于公元前７０１年病逝之后，郑国很快陷入无休止的内乱之中，郑国空前强盛的态势戛然而止。虽然郑国因为内乱纷争而一蹶不振最终衰落下去，但却并不能掩盖郑庄公在历史上的辉煌功绩。
秦灭六国的历史思考
历来人们对秦灭六国是颇不服膺的。但秦之灭六国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来有自，理固宜然。与其他诸侯国相比，秦至少占据了以下有利条件：
一、偏安于西部边陲，占尽地利。
古人一直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占据有利的地理条件是决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一项重要因素。秦国就占据着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理条件，远处西部边陲。在秦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秦国避免四面受敌之困境，巩固既有之胜利成果。退可以偏安于一隅，进则可以逐步蚕食天下。
秦原本为西方一个小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西周宣王时任秦仲为大夫，即位为秦之侯王，讨代西戎。自犬戎大闹东京之后，位于北部的诸戎各部便成了东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一大隐患。周平王东迁洛邑之时，出于防范北戎的需要，特许当时的秦襄公专伐犬戎的大权，以所夺土地尽可赏赐给秦为条件，希图让后来直到相当强大之后还仍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的秦国能：“以夷制夷”，杜绝后患。“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这些近代人才熟知的名词，早在东周草创之初便有了绝好的历史例证。周平王在此又创造了一项“中国第一”的“记录”。
当时的东周政权应该说比秦要强大得多，为什么自己不主动出击以开疆拓土，反而相求于一个葺尔小国呢？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周平王缺乏政治远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其祖辈及父辈在与诸戎各部族的较量中并没讨到多少便宜。周朝与之前确立的作为中央政权存在的夏朝及商朝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周朝是一个实际掌握地盘相对狭小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央政权掌控着全国的局势，抓住有利时机开疆拓土其实也是周朝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周平王却轻率地放弃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秦国占据西部边陲，对北戎知根知底，秦国甚至可以看作是从戎族分化出来的一个诸侯国，向戎族争取国家之发展权、生存权对其他诸侯国可能是件令人生畏的事情，对秦国而言却是其必然选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舍此之外并无其他选项。可以说在秦国相对强盛起来之前这是其谋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秦国一心一意不断蚕食北戎之土地非但不会让其他诸侯国眼红，相反还为各诸侯国所乐见。
在此兹举一个反证。
春秋战国早期有一个相对强盛的诸侯国郑国，在郑庄公时期曾分别击败过周、虢、卫、蔡、陈联军，以及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御燕、侵陈，都大获全胜；伐许、克息、与北戎相抗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郑国也藉此达到巅峰状态，但是在郑庄公死后，郑国却一蹶不振，何也。现在有一种历史定论认为是郑庄公没有处理好立储的问题，导致内乱叠起，国势逐渐衰弱。其实这只是郑国衰弱的一个方面，这里面另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郑国处在一个四战之地，与各诸侯国甚至中央政府展开土地争夺战，会引起诸多纷争，随时都可能被联合起来予以绞灭，处在其他诸侯国的包围圈之内，无法巩固既有成果，这才是导致郑国“其兴也勃焉，其衰也速焉”的根本原因。
前已述及，周朝是一个实际掌握地盘相对狭小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央政权，到周宣王时期竟然没有一块象样的土地来分封给自己的小儿子友，因为处于周朝实际控制范围内的土地已被瓜分殆尽了。只到宣王即位二十二年，郑国的创立者友才有被分封到郑地。到周幽王时，置朝迁政事废弃不顾，问题积重难返，有些诸侯背叛了幽王，于是桓公询问太史伯自己即将建立的诸侯国在何处安身。太史伯回答说：“只有洛水东、黄河南可以安居。”太史伯并具体的分析了其他地方分封的不利情况：周王室衰弱后齐、秦、楚、晋将会变得十分强大，郑国在这些地方都无立足之地。因此，郑国只能在洛水东、黄河南这块狭小的地盘上立足。但也正是这块地盘使得郑国处在了一个四战之地的极为不利的局面，齐、秦、楚、晋分别占据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郑国处在了四面埋伏之中。郑国在此立国是不得以而为之，尽管他在其新兴之初有过一段十分辉煌的时期，但这一辉煌其实是不可能持久的，其最终衰落其实是在他立国之初便已决定了的。我想作为当时郑立国的倡言者之太史伯既然能相当准确地预言齐、秦、楚、晋之*，恐怕心里早已对郑国之衰落了然于心了。只是郑桓公没有进一步的追根究底，而太史伯也不便明言而已。
俗语说花无百日红，一个国家不可能始终保持着强势地位，总会有相对强大和相对弱小的时期，在郑庄公之后郑之衰退是常理，但是郑国却从此再没能扭转 颓势了无兴盛之机却是不可理喻的。秦国在相对强大之前就曾多次处于相对不利的历史局面，但秦国并没有就此而一蹶不振，我想占据一个有利的地理条件是秦国最终能捱过漫漫冬夜又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保证，而处于四面埋伏之中的郑国却只能被动接受面临四面楚歌的窘境。
秦昭襄王执政时期，丞相范睢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之策，这是秦国为适应进一步吞并天下所采取的一种军事策略。即使在这一时期，秦国也并没有达到一种最终的强势地位，仍然有被各国联合起来绞杀之可能。因此远交近攻之策的提出其实也是有条件的，即能够始终保持住这一胜利成果。在当时均势力敌的情况下，随着一国之骤然强盛又骤然衰落，一夕之间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胜利成果倾刻间便有可能化为乌有。秦国相对有利的地理条件为秦国巩固其军事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条件。
二、相对强大的诸侯国
相对强大的诸侯国地位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物质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广大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只能被一步步吞并被蚕食；中等发达国家则轮为附庸国的地位，这种附庸国的地位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为什么中等发达国家虽然被沦为附庸国却能长期存在呢？我个人认为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早期，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各第一世界国家都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均势力敌的态势，谁都没有强大到一口吞下谁的地步。各霸权国家能兴旺发达一时，但也有十分狼狈到几乎被淘汰出局的时候。这种争霸活动可以是频繁地在其附庸国之间展开，以免事态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其达到高潮时也会针尖对麦芒，硬碰硬地相互之间大动起干戈，因为其已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势地位。但是这种优势地位却又并不总能持久，因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还远未诞生。
见诸于史志记载的最早对春秋战国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的便是郑国的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