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决定意义的力量还远未诞生。
见诸于史志记载的最早对春秋战国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的便是郑国的太史伯，他在对郑桓公友的问话中准确地预言了周王室衰弱后将会形成齐、秦、楚、晋四国为大的历史格局。事实上在春秋时期，这四国的政治经济活动基本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发展衍变趋势。战国时期，在晋国裂变而为赵、魏、韩之后，所谓的战国七雄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活动也基本上决定了历史的脉络。
应该说太史伯的预言是相当准确的，他所预言的齐、秦、楚、晋四国都有并吞天下之可能。单就政治实力和势力范围而言，早期的东周王朝也算一家之大，不过东周王朝并无可能再重新崛起而一统天下，因为东周王朝作为落后的奴隶制宗主国的继承者，始终抱持着一种落后的奴隶制正统思维模式，对内实行的是落后的残酷的奴隶制统治，抱残守缺，不思变革；对外过分强调其宗主国地位，采取的是一种不计策略的简单而粗糙的外交方式，几经挫折便被早早排除在了争霸活动之外。夏朝之少康中兴其所以能在国家沦丧多年之后还能取得和恢复对国家政权的有效统治，那是因为他恢复的仍旧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奴隶制统治。在春秋战国时期，能一统天下者则只能采取一种新型的统治模式：封建主义的统治。事易时移，因此，东周政权是不可能复制夏之少康中兴的。齐国是老牌的奴隶制国家，为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姜子牙所立。齐东临大海，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和海产资源而无少数民族入侵之虞，国家实力十分雄厚。但是也正因此使得齐国人不思进取，安享其成而死于安乐。战国后期，齐国一直偏安于一隅，坐视其他国家之生死、秦国之独大而不管不顾，最终也为秦国所吞并。楚国则因为处在周王朝的南方，在春秋及战国早期因为南方各族开发相对较晚，没有外敌之虞，是以也象齐国一样安乐而死。晋国处中原腹地，实力在当时四国中相对强大。由晋国一分为三的赵、魏、韩都并列战国七雄，可见其实力之盛。但晋国是不可能统一天下的，原因正在于它的过分强大。晋是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阶级斗争形势相当尖锐，比这种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形势更趋尖锐的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奴隶制更适应于一种相对松散的控制，越是强大，则这种矛盾会越趋尖锐，则晋国之分裂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对实力的盲目追求往往会适得其反。
从秦国历史形成来看，秦国一直处在对戎斗争的第一线。因为戎族的强大，为更有利地对付这一外患周王朝迫切地需要一个强大的诸侯国秦，如秦过于弱小，则并不足以与戎相抗衡，显然这并不符合周王朝的利益。秦在与戎族的相抗衡的过程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落下风之时，但是总能得到当时的周王朝一定程度的扶持，因为秦国的存在是周王朝得以存在的一道天然屏障。正是因此秦国才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一个西方大国。
三、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使秦由弱小而走向空前强大的一次关键布局。关于商鞅变法人们谈论得也很多。我想提出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看法。我认为秦国之商鞅变法何以最彻底实是因为秦国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穷则思变；也因为秦国文化之落后，倒是能较之其他国家更能持久地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毫不动摇。春秋战国之改革未必需要人民有多高的文化素质，更需要的倒是一贯的服从，即使是盲从。
商鞅变法处于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秦孝公立位之初，秦国仍然是一个被中原各诸侯国长期边缘化的国家被视为“戎狄”， 中原各诸侯国会盟一般不邀请秦国参加。在秦的内部也是篡弑不止，动荡不安，以至于国力衰微，不复秦穆公时
之余威，甚至于秦穆公时所占领的河西之地，也被新兴之国魏国夺了回去。此时的秦国，既无国际威望，也无东进之实力，只能龟缩在河山以西，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勉强自保。
为使秦国能兴盛强大，为使秦国能重振秦穆公时之雄风，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颁布求贤令如下：“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个国家总有一种不可遏抑的惰性，不到山穷水尽万不得以之时是不会轻言变法的，商鞅变法如此，王安石变法如此，近代之戊戌变法如此，甚至日本之民治维新也是如此。因此相对的弱势更能激励秦人变法图强积极进取。秦孝公所以不惜“与之分土”而待能“出奇计强秦者”，正是因为有切肤之痛。
秦国因一直处在对戎斗争的第一线，长期与戎相互融合，与中原各国相比其实是很有一股夷狄之气的，在文化上也处于一种落后状态。这种较为落后的文化状态却成为了秦国变法图强的一种天然优势，使得秦国之商鞅变法与其他诸侯国之变法相比更为激烈，也更为彻底。在此试以魏之变法作比较。
一般地来说新兴之国总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显示出一种全新的气象，郑庄公时期之郑国是如此，魏文侯时期之魏国也是如此。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北灭中山国（今河北西部平山、灵寿一带），西取秦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之地，遂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魏文侯任用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工作和法制建设，影响了中国政治两千年。后来的楚国吴起变法及秦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把儒的地位提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达到了收取士人心的政治目的，是后世帝王尊儒笼络知识阶级的始作俑者。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策略，为后世的帝王所推崇，魏文侯的施政经验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经典样本。魏文侯任用吴起担任攻击秦国的主将尽取秦西河之地，使得秦国几乎要亡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魏文侯在世时魏国变法所取得的成效更甚于商鞅在世时之秦国变法。政治上秦国变法除了依赖于商鞅之外并无其他可依赖之人，这与魏国人才济济一堂形成鲜明的对比；军事上当时之秦国还只能向周边一些小国家示威而不敢与中原各国一较高下。
可惜的是魏文侯出于控制士人的目的，拔高在学术上并不是很深透、比较迂腐的公羊高和谷梁赤的地位。大力推行和倡导腐儒文化，虽使得魏国俨然成为全国文化的一个中心，但是此风之盛行，也侵蚀了魏国人的心灵，使得魏文侯之后魏国便就此江河日下，国势难以为继。（公允地说儒家思想并不总是代表着落后与守旧。李悝就是一个似儒实法之人，他的变法主张领一时风气之先，开一时之先河，充分说明了在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上也应有一个辩证的态度。后世之荀况、李斯、韩非，都是有着儒家血统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样说明了儒家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儒家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消极的一面，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取舍、如何客观地辩证地吸取其有益成份，摒弃其消极因素。）如果说以魏文侯之睿智或可能将儒家思想的消极一面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但是其后世子孙就不同了，在与狼共舞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派歌舞升平的儒家思想只能轮为消縻意志力的靡靡之音。魏文侯之后魏国再没有出现比较优秀的君王，甚至错失吴起、商鞅这样的改革家，不能不说与这种保守的儒家文化息息相关。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对待文化采取的却是一种极端的绞杀政策。商鞅抨击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思想，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 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对此后人的非议颇多，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里对于象秦这样的国度来说却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说深处中原腹地久受文化浸霪的魏国尚且不能抵御文化的消极影响，则以落后文化而生存之秦国更是无法因此而自我保全了。以魏文侯之贤却只能保证魏国一世之强，而以商鞅之拙却能保证秦孝公以后的各君王始终不渝地尽行其变革主张，保证秦国不断向前发展最终灭亡东方六国而一统天下，这种历史事实不能不说很让人感到郁闷和无奈。应该说明的是秦之兴盛得益于奉行文化绞杀政策，秦之灭亡也囿于此。唐朝诗人章碣在其诗作《焚书坑》中这样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谓发人深省。
四、国民的承受能力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长期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使得秦之统一兼并战争是一种旷日持久的殊死较量。长达数百年的割据战争对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承受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从秦国由诞生而至逐渐强大的历史来看，秦国人民对战争有一种天然的承受能力。秦国的先祖伯翳专职为舜帝掌管牲畜，使牲畜得以大量繁殖，获得土地的封赏，受赐姓嬴。西周孝王时出现了一位叫名非子的后嗣，也善于饲养繁殖牲畜，周孝王因此赐给他秦地作为封邑，让他接管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
秦嬴的孙子秦仲曾受命讨代西戎，从此拉开了与西戎争夺地盘的持续数百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