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2日，胡适陪同杜威到天津。杜威演讲《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胡适翻译。3日，胡适应天津学生联合会作《非个人主义的新生观》演讲。
——1月20日，北京，杜威在中国大学作《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演讲，胡适翻译。胡适也许并不知晓，迭次登坛翻译杜威演说，实际上是起到展现自己年轻风采的效果。胡适哥大同学赵元任的未婚妻杨步伟听了杜威演说后说，“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
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乃至见了胡适面，大胆地直言“去听了讲（杜威演说）是因为去瞻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至此，胡适应该恍然大悟了。
——1921年6月初，北京（因教育经费请愿）###中北大教授马叙伦遭军警毒打致伤，住首善医院。为摆脱被监视，胡适请杜威协助将马转住美国医院。杜威答应去办。
——6月30日，杜威夫妇将返国。上午，北大举行欢送会，胡适代表北大作欢送演说。演说云，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什么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结论，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自己去解决一切特别问题。他的方法分两步走：一，历史的方法；二，实验的方法。杜威先生虽去，他的方法影响永远存在。下午，在来今雨轩北大等五团体（北大、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公饯杜威。胡适为五团体主席范源濂致欢送词作翻译，又代表北大致欢送词，先英语，后又自译汉语。梁启超代表新学会在会上致词（由赵元任译成英语）。杜威、杜夫人、杜女公子均在会上热情致词，都由胡适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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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个大学三个专业。英语演说家。杜威门生（7）
——杜威返国前夕，7月5日，胡适偕妻冬秀、子祖望到杜威家话别，并在他家吃中饭。
——7月10日，胡适与杜威到荣光照相馆合影留念。作文《杜威先生与中国》，刊《东方杂志》18卷13号（1921年7月10日）。
——7月11日，杜威夫妇离京，启程返国。胡适偕长子胡祖望（2岁）到火车站惜别送行。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动情地写道——
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送别的人甚多。我带了祖儿去送他们。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感情。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
这篇日记的手稿本中，附贴有发表该日《晨报》的《杜威先生与中国》剪报。剪报下，胡适又写道——
中国真懂得杜威先生的哲学的人，实在不多，故我很想使大家注重这一个真正有益的一点——方法。
这个“方法”，即是“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尤其后者，胡适说，从具体事务下手，
提出假设，用实行来试验。这是胡适一生奉行并加以发展的“实验主义”。胡适称，实验是
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胡适对恩师的怀念，也可以说是终身的。逝世前两个多月，1961年12月5日，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聊起杜威先生的健康与高寿得益于太太的精心照顾（胡适说“招呼”），他说——
杜威先生第一次的太太是患神经分裂病，躺在床上医了几年才死的。第二次结婚，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年纪轻，也很有钱。这位太太招呼好，夏天，陪他到凉爽的地方去避暑；冬天，陪他到暖和的地方去过冬。一个人到了老年，子女都分开了，不能常在他的身旁，全靠太太招呼的。杜威先生八十###还开过一次刀，是前列腺的毛病；不开刀，将会影响大小便的闭塞。那次开刀是很危险的。杜威先生一直到死时，他的脑筋仍旧是很清楚的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2月6日）
杜威早胡适10年归天，活到93岁，比胡适多活了22年。不过他们暮年都思路敏捷，脑筋清晰，可惜胡适的生活背景远不如他的恩师。因为他的太太忙于“战方城”，直到丈夫1961年2月心脏病复发，再次住医院后8个月，她才由美国返台北，与丈夫团聚，然而才4个月，便永诀了。
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1）
拂去偏见的积尘，我们心平气和，将历史册页翻到90年前的1月1日，看到了《新青年》杂志2卷5号刊登了胡适寄自太平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可知？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再看，主编陈独秀紧接在下一期（2卷6号）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文学革命论》，“为吾友之声振”，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所以说，首先呼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接过这个口号而擎起这面大旗的则是陈独秀。但是“首举义旗”却是至关重要的，关系着胡适身家命运和身后历史地位。我们实在有必要了解下胡适“文学革命”的由来。
“文学革命”一词是胡适和他的几位同志于中国文化命运的同学在笔战、讨论中冒出来的，真实概念却是文字，白话文。起因是胡适对“清华学生监督处”（给留美官费生寄月费的机构）“怪人”钟文鳌一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主张的反感，但他也深感汉文即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他以为“活文字”，是日用语言文字，即白话文。这时，胡适尚在康奈尔大学读书。1915年夏天，美东中国学生会成立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该部文学股的委员，负责年会文学研讨的选题。他与同期“庚款”康大同学赵元任分别提出了“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赵）。胡适首先提出了改良文言文的命题，切入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漩涡。赵氏的几篇国语罗马字拼音论文，现今看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我国汉字拼音化史上重要的学术文献。
同年9月中旬，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前夜，在绮色佳迎来了他的安徽老乡梅光迪（觐庄）。梅刚从威斯康辛大学本科毕业，将去康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胡适写了一首共420字其中又11个外国字译音的长诗送他，其中有一句“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引起了反响。他昔年的中国公学同学、现今低他两年的康奈尔化学系同学任叔永（鸿隽）连缀胡诗中外国字译音，做了一首游戏诗，回应则他：“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文学革命”四个字就这样在乡情友谊，三人两首送别诗的嘻笑谐趣中冒出来了。
然而，“文学革命”对胡适来说是有庄重用意的。9月20日，他在绮色佳去纽约的火车上，写了一首其七律，分赠任叔永等康大的各位朋友，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文学革命”主攻方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意思很明白了：“文学革命”的起点是“诗国革命”：写诗，反对琢镂粉饰，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后来他回忆道：“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做白话诗的尝试”（《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1915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开始后，胡、梅、任三人三地各忙自己的学业，“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
1916年开春伊始，“偶一接触，（笔战）又爆发了”，“我们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梅光迪首先反对“移‘文之文字’于诗”；任叔永来信，赞同梅的意见，甚至刺胡适“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胡适不为二挚友逆声所动，坚持“诗国革命”己见。笔战硝烟起。争论中，胡适深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性质”，从2月到3月，他“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换句话说，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胡适把这一明确的见解，写信告诉梅光迪。研究过西洋文学的梅回信居然很赞同。从此胡、梅成了胡适的“我辈”了。胡适欣慰的同时，继续深究，小心求证。4月间，他从中国韵文发展的六个阶段得出“诗变六大革命”的结论（事实）；又从中国散文发展中“活文学”（俚语）导流的“革命潮流”，证实自己主张的正确。于是他写下了《沁园春？誓诗》，1916年4月13日发出宣言：“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绮色佳？纽约，笔战逼上梁山，呼出“文学革命”口号（2）
看来胡适的“诗国革命”——白话作诗的运动一帆风顺了。岂料，1916年夏季绮色佳镇凯约嘉湖上的一波风浪，几乎掀翻了他们共济之同舟，又“引起了一场大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尚在6月，胡适去克里夫兰参加“第二次国际关讨论会”的往返途中，都在绮色佳作短期逗留，与那里的老同学任叔永、唐钺、杨杏佛、及梅光迪等交谈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用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尖锐指出“今日之我以为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文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通及最大多数国人为一大能事”。这种相当先进的文学观，立刻遭到梅光迪的反攻。
接着凯约嘉湖翻船事件引发了笔战烽火又起。7月8日，任叔永、陈衡哲（即莎菲女士）、梅光迪、杨杏佛、唐钺这一群中国留学生，泛舟高山湖泊凯约嘉湖，不巧遇暴雨，船划到近岸时倾翻了，个个成了“落汤鸡”。这本是一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