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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不是文科教育，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不是知识教育，是精神文化教育；不只是人文学科的事，而是整个教育的事。应该说人文精神的教育应该从摇篮就开始了，最重要的则是在大学。因为只有知识和思维到达一定程度与深度，才能深刻地感知和理解人文精神。
人在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受教育的全过程中，所要完成的不只是知识性的系统的学业，更重要的是拥有健全而有益于社会的必备的素质。素质的核心是精神，也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在具体的人的身上，则表现在追求、信念、道德、人和、气质和修养等各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特定的人文内和文明理念。那么，人文精神教育的方式就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的方式听课与读书。当今中国的大学正在尝试性地采用多样的方式进行人文教育，如人文讲堂、建立各种艺术组织与文化中心、建造校史及其他各种人文博物馆、开展校内外济困扶危的公益活动、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会实践，以及避免教育商品化等等，旨在扩大学生的精神视野，关切社会难点，加强心灵修养与审美素养，浓化和深化校园内崇尚精神的人文氛围。尤其是理工科大学已渐渐看到人文精神教育的至关重要。
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残缺的、无灵魂的教育。任何知识如果只有专业目标，没有人类高尚的追求目标和文明准则，其知识就可能用于有害于社会的目的，甚至助纣为虐，化为灾难。校园中人文精神缺失带来的种种问题最终还是要转嫁给社会。反过来，自觉而良好的人文精神的教育，则可以促使一个人心清目远、富于责任、心灵充实、情感丰富而健康。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的目的。
为此，我再重复一次本文的题目：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灵魂。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人文精神与大学教育论坛”论文集《教育的灵魂》序）
一个古村落的生态记录
当梵宇把他这部关于后沟村田野调查的书稿交给我，我阅一遍，真是惊讶。他的工作成果和工作精神大大超出我对他的印象。
应该说，我对他的印象已十分美好。他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际，特邀赴山西榆次后沟村进行采样考察的影视方面的专家。那次我们的任务是为即将开始的全国性文化普查制作一本范本性的工作手册。我们对这本手册的要求很高，必须严格、简明、规范，特别要强调普查的周密性、详尽性和对生态的记录。这些都要在范本上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来。那么我们这次的采样考察就首先要做到位。在这个专家小组中，梵宇做得最认真和最执著。大多数学者的调查是一次性的，他却从此把后沟村当做自己的“亲戚家”了。在此后的联系中，常常听说他或是“刚刚从后沟村回来”或是“前些天又去了后沟村”。为了记录一个人家的丧事或婚事，他会专门跑一趟山西。一次大年夜，他打来电话说他正在大雪覆盖的后沟村的山上。为了记录那个古村过年的景象，他夜宿在一座寒冷的破庙里。这真令我感动！我想，如果我们的文化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这样深切的情怀与责任，就不必担忧当前这场全球化的狂潮了。我曾把他的一些事情记在文章里。每当我感到民间文化抢救的艰辛并倍感孤独之时，就去想想梵宇这些人，想到他们也许正默默在大山或田野中工作呢！渐渐我会觉得有了一些依靠并感到温暖，以致浑身重新充满力量。
现在，梵宇这部书稿让我知道他真正付出的辛苦。通过这些缜密又扎实的调查与挖掘，一个小小古村落的文化竟让他表现得如此沉甸甸的厚重与迷人。如果没有这样艰辛的付出，这无比丰饶与优美的山村不就永远无人知晓了么？此中，应该特别指出，梵宇的调查完全依照民俗学与人类学的方法。他从不同角度切入山村的方方面面，才能这样立体和深层地显现出古村落的生命整体。同时，他始终注意被记录事物的生态，从而使这一文本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再有，便是梵宇作为一位影视专家，这次在后沟村调查所使用的是文字、摄影、摄像相结合的手段。这极为难得。应该说，现在还很少有人能够同时精熟地驾驭起这三种方式。
在当前，现代影像手段刚刚进入民俗学领域，至于“视觉人类学”也只是刚刚走进国门而已，建立影像民俗学和视觉人类学是我国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中迫切的任务；而我们这次全国性田野普查为了尽可能获取更多信息，特意要求调查者采用文字与影像相结合的立体记录方式。但现阶段这样做是有难度的，不仅仅是技术能力问题，而且没有先例，无以遵？。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的出版将提供一个优良的范例，无论是对我国视觉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建立，还是对田野普查来说都大有裨益，它将成为一种推动力。而对于后沟村来说，则是有幸收获到一本美丽又宝贵的影像民俗志了。
因之撰文，对本书出版及作者梵宇表示由衷祝贺，且兼作序也。
（樊宇《后沟村图文志》序）
她为皇会立传
皇会是中华妈祖崇拜一个奇异的盛典，是北方的妈祖之乡天津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此地上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文化的梦。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梦，曾被留在许多本土的诗文书中，也留在民间的年与口头传说里。最著名的便是杨无怪的《皇会歌》和珍藏在国家博物馆那册巨型的《天津皇会百图》了。
不可思议的是，在津门举行皇会例行的七八天里，竟然举城若狂，万人空巷，香船云集于海河，中国的大城市何处还有这样壮观的民俗？
然而，随着社会更迭，时风嬗变，这种以民间崇拜为主题的皇会渐渐远去。历史上最后两次皇会分别是1924年和1936年。
我手中有一些图书，都是1936年那次“最后的皇会”的纪实。一是《天津皇会考纪》，详细记载那一次皇会的全过程。还有一些报，如《北洋报》、《玫瑰报》等等皆以图文方式呈现了当时皇会的盛况。这些情景全成了过往的历史了吧？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开放之后，随着生活的宽裕，文化的百废俱兴，隔绝了半个世纪的皇会居然又渐渐复活起来。
复兴的皇会还是往日的皇会吗？尚有昔时的体例与风范吗？还会招致“红颜白发，迷漫于途”吗？还有那种虔敬之情和此地人逞强好胜的地域精神吗？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是不可抗拒的，文化必然随之改变。然而，社会的大文化要与时俱进地转型，历史文化反而要坚守本的生态，保持自己的传统与精神，乃至于专有的方式。否则就一定会跌入时下流行的与旅游开发混成一团的文化媚俗了。那么什么是皇会自己的传统、精神与方式呢？在这种不能回避而必需思考的时代命题的面前，尚洁捧出了她的新作《皇会》。
如果说前几年尚洁对皇会的学术工作，主要是资料方面广泛的收集与精心的梳理，这一次则是深层的分研、研究、总结，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识与理念了。
尚洁是民俗学界一名年轻又富于锐气的学者，用功很勤，学识扎实，文字清新，追求深度与品位。在她此前出版的《天津皇会》中，就已看到她严谨与沉静的学风，也正是多年的扎实的努力，使得她在这本书中跨出了一大步。
一份遗产后边应该有几个学者。如果没有学者，这遗产便会徒具其名，遭人乱用，甚至庸俗化地挥霍。学者对遗产的意义，是从精神文化层面把握它、挖掘它、弘扬它。不让它在市场时代中失却了它独有的精神本质。
可是，要想将皇会这宗庞大的遗产整理出来又谈何容易！在我看来它更像一项工程，但今天尚洁十分令人满意地完成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遗产有多少？一位韩国的学者她也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委任敦姬对我说：“地球上一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
可是我们许多的文化遗产一边正在消亡，一边连一个研究者也没有。天津的皇会应该庆幸有尚洁这样一位研究者，她在这个巨大的金矿里默默地开掘，并不断捧出金煌煌的果实来。
（尚洁《皇会》序）
私家藏天下
我国历史绵长，文化博大，遗存丰厚，藏家自来就多。收藏是有朝野之分的，这情况中外殆同。皇家贵族实力雄厚，在收藏上崇尚精典，物华质贵，亦可视做一种变相的珍宝；民间的财力有限，即使被称为“藏家”者，藏品也区区可数，故而在收藏观念上偏重貌美神足，讲求韵味，主要是供自家的赏玩。
到了二十世纪，一种新的收藏观念与机制出现，就是博物馆。博物馆是公办的，藏品供大众观赏，是一种公益事业。我国自辛亥革命废除皇廷，皇家收藏就转入了公办的博物馆。私人的收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近百年的社会动荡，民间拮据，大众的收藏几近于无。没有了收藏，便缺少古物的常识，即使家传一只青花小瓶，也不知何时何物何用。摔破了便扔掉，并不足惜。
然而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开放给中国的收藏带来天覆地的转机。我国毕竟是文化大国，长期被压抑的文化情绪，如烈火干柴，顷刻熊熊燃起。再加上市场化狂风的吹动，各地的古物市场蔚然成风。一方面是大批文物贩子如同游击队，穿街入巷，走家串户，或远涉乡野，搜寻宝物；另一方面市场又诱使百姓将自家的老东西捧出来。二十世纪*十年代中国古玩市场呈现出千载难逢的景象，千千万万古老器物铺天盖地，见所未见闻所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