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让哈维“回到他的本行上去”。那么《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是否赔了血本？米拉麦克斯不可能受损，公布的预算只有1500万美元。米高梅害怕投入泡了汤，与米拉麦克斯合拍《冷山》（Cold Mountain）时突然撤资，给这个日子艰难的重要的小公司留下一个9000万美元的烫手山芋？他们会解释说不会有问题的，成了唯一老板后米拉麦克斯赚的钱可能会更多。作为电影业的里兹·古布曼（Lizzie Grubman），哈维活像一名喝醉酒的司机，开着车越过道路护栏，撞伤路边的行人后又发疯似的掉过身回到车流中，向近在咫尺穿越马路的人咆哮着把车刹住，这时他会冲过去抓住前方的那个孩子，而且高高地举起来让大家看，炫耀他挽救了一个生命。
但是，温斯坦兄弟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一味借助大棒的威力。他们还会亮出胡萝卜，偶尔让得宠的编剧乘着米拉麦克斯的喷气式飞机四处周游，用精心准备的聚会俘获人心，还会邀请新闻记者提前观看影片博取舆论的声援。10年来，温氏兄弟日益精于利用媒体为他们的生意开道。1991年，我在《首映》杂志工作时，奉命写一篇关于该兄弟的调查性文章，当时他们的很多反常做法已经臭名昭著。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出一个电话，米拉麦克斯就威胁要撤回杂志广告从而动摇了出版商的决定。我记得接下来哈维给《首映》写专栏文章，由我来做他的发稿编辑。强力曝光？早就被抛到脑后了。
我在写这本书期间——完全处于周密监控之下，可谓既愉快又艰难，我想——接到一个电话，邀请我去格林尼治村375号三楼米拉麦克斯的办公室跟温氏兄弟见个面。哈维显得很不高兴，我说无意刺探他的私生活——1990年代毕竟与1970年代不同了，毒品、性和摇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充当创作的刺激品或者职业的大敌——但是他从四处打电话通风报信来投其所好的情报员嘴里得到消息，说我正在四处嗅探别人的隐私。
米拉麦克斯公司那几间办公室透出一股让人焦灼不安的氛围。那里会集了不少既聪明又善良的人，比如宣传协调部的副主管马修·希尔茨克（Mathew Hiltzik）；有些人与米拉麦克斯已有多年交往，比如营销专家阿瑟·曼森（Arthur Manson），他的形象迥异常人，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在业界颇受爱戴；在公司已经待了15年的资深员工欧文·赖特（Irwin Reiter）谦逊的微笑和开朗的表情顷刻间消解了你和他之间的壁垒。我不禁认为这里的员工可能没有传说的那样糟糕。但是，有那么一些人可就不同了，他们从桌子上方仰起脑袋久久地盯着你，眼神恍惚不定，哑然地等待着什么，就像扔到大海的瓶子里装着的信息。这里让我想起那部老电影《致命时刻》（The Desperate Hours）。影片讲述一个精神病人劫持了一家老小作人质，警察好不容易赶到家门口，询问惊慌失措的母亲：“一切都正常吗，夫人？”这位母亲苦笑着从紧闭的齿缝里挤出一句话：“一切都正常，长官。”这时她的眼睛里迸发出惊恐万状的神色。
哈维坐在一张巨大、光滑、泛着深红色光泽的木质办公桌后面。虽说花了很长时间，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派头：上身穿一件黑色高尔夫衬衣，敞开的衣领里露出1999年圣诞节大病后做气管切开手术时留下的疤痕，深色的裤子用宽吊带系着。我无意中瞥见靠墙角放着的棒球杆。他在琢磨我心思的同时用那种已经成为自己标志的自嘲式幽默迅速缓和了敌意。他大声喊道：“马修，进来，该你来批判了！”鲍勃看上去郁郁寡欢，仿佛总在沉思什么，无精打采地窝坐在办公桌前方左侧的一把椅子里，扮演着凯列班的角色，哈维则相当于普洛斯彼罗（Caliban和Prospero，皆为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的角色——中文版编者注）。我深陷在一个黑色沙发里，低得需要仰视他，这一切让人强烈地联想到墨索里尼。空气中迷漫着一股危险气息，仿佛轮胎着火时散发出的味道。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描写炸楼的电影中的某个家伙，比如《虎胆龙威》（Die Hard）里的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切错某根导火线，应该切断那条红线而不是黄线，生怕把他们的坏脾气引爆。
依然献给贝茨和凯特前言（4）
不过，只要跟哈维待哪怕片刻工夫，你都会感觉到他身上洋溢着某种非凡的魅力，与此同时他又像一个动辄怒火张扬、让人感到极不安全的火炉，里面同时盛放着自恋和自嘲两种东西，犹如两个力量、智力、毅力完全对等的魔鬼。无论听他讲多长时间，都会有一种持久的愉悦感，但也会遭受他那无情的傲慢气质的打击，被那种尼克松式虚伪的仁慈、雄辩、自怜、多愁善感所击溃。
接着哈维开始以出版商的身份——他还经营着多家米拉麦克斯书店——抨击我的写作计划，装得像是替我着想的样子，说我写这种书根本不赚钱。如果我是那种在鸡尾酒会上被人赞扬一下就感到很满足的人，事情就好办多了。从本质上讲，那种为人是很失败的，当然我也是很失败的。为了做比较，哈维提到几本米拉麦克斯出版、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书，然后询问：“你到底想写什么？”他猜对了——他在寻找和推出热门选题方面有着令人折服的本事——我是在悄悄酝酿一个写作计划，并且透露给了他。自始至终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傻瓜，任由他操纵和玩弄。哈维对我提到的写作计划显得很振奋，表情骤然开朗起来，大声说：“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赚上几百万啊。让我们来做吧，可以吗，鲍勃？你干吗不索性放弃目前写的这本书直接做这个呢？”我拒绝了，当我强调自己其实很不走运时，他似乎真心替我感到难过。
圣丹斯和米拉麦克斯绝非异数。在电影业，人人都想亲自控制传媒。但是至少部分是由于他自己手中也有期刊——那时《对话》杂志还在蹒跚学步，哈维对《愚人村》（Gotham）杂志和《洛杉矶机密》（Los Angeles Confidential）也表现出某种兴趣——哈维的份额看上去不小。最后看来，哈维仍然比雷德福高明一筹，他信奉堂·科莱昂（Don Corleon）的教诲：“把你的朋友拉近一些，把你的敌人拉得更近一些。”他决定坐下来接受一个系列采访。对此，我还是心存感激的。我对那些已离开米拉麦克斯的员工们同样心怀感激，因为我无法保证依据“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给他们提供庇护，我接触过的人中有害怕讲出来的，但更多的人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要么做了录音，要么不做录音，要么二者兼做，我同样十分感谢他们。
我要诚挚地感谢琳达·奥伯斯特（Lynda Obst），她是我认识的对好莱坞电影最敏锐的参与型评论家，也是一个才华卓著的作家，当我犹豫不决、没有把握能否完成本书写作计划之际，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还要感谢朋友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首映》（Premiere）杂志社的老同人们现在已飘散在全国各地，包括苏珊·莱恩（Susan Lyne）、雷切尔·阿布拉默维茨（Rachel Abramowitz）、科里·布朗（Corie Brown）、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南希·格里芬（Nancy Griffin）、霍利·米莱亚（Holly Millea）、霍华德·卡伦（Howard Karren）、吉姆·马斯特斯（Kim Masters）、克里斯汀·斯皮奈斯（Christine Spines）、马克·马尔金（Mark Malkin）、卡尔·布罗姆利（Carl Bromley）、詹姆斯·格林伯格（James Greenberg）、迈克尔·谢普利（Michael Cieply）、查尔斯·莱昂斯（Charles Lyons）、丹娜·哈里斯（Dana Harris）、戴维·卡尔（David Carr），研究员斯蒂芬·海德（Stephen Hyde），这里还应包括许多独立电影界的活动家，未能出现在这封感谢书里，他们曾热情地主动跟我联系。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本书涉及的观点由我自负文责，与他们无关。
萨拉·伯什特尔（Sara Bershtel）和莉莎·蔡斯（Lisa Chase）阅读过本书手稿，从编辑的角度提了许多建议，令我受益匪浅。《名利场》（Vanity Fair）的编辑布鲁斯·汉迪（Bruce Handy）也提出过不少忠告。
我的编辑、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鲍勃·本德（Bob Bender）以及我在ICM的经纪人克里斯·达尔（Kris Dahl）一如既往地对我慷慨相助。我还要感谢妻子伊丽莎白·赫斯（Elizabeth Hess）和女儿凯特（Kate），她们经常把甜点和牛奶放在我办公室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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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尚未结束的故事（1）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大制片厂对于如何顺应青年文化市场来拍电影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转而求助年轻的导演帮他们出主意。同样的情景在1990年代又一次重演。这代人一出场就拿出新颖、独特、成熟的作品。美国电影经历了长达10年的平淡无奇之后，在他们手中再次得到复兴，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美国新浪潮运动。
——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
1979年11月一个干冷的清晨，罗伯特·雷德福这位1970年代最耀眼的明星，在家里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导演和艺术专业人士参加的会议。那是一幢用粗木材建成的滑雪别墅，高高地矗立在犹他州普罗沃峡谷（Provo Canyon）北福克（North Fork）的蒂姆帕诺戈斯山（Mount Timpanogos）的斜坡上。这时，与《逍遥骑士》（Easy Rider）横扫美国电影并引发1970年代的好莱坞革命正好相距10年。那场运动改变了一切——或者至少看上去如此。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渐近尾声的时候，《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成为那年票房收入首屈一指的影片，打破了1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