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导演抱怨拿到欠他们的钱太难了。麦钱特/艾弗里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新影公司做得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两位导演注意到，用艾弗里的话说：“我们个人从影片提成赚的钱都是从欧洲和英国汇来的，从未收到美国寄来的钱。”麦钱特插话说：“我们给新影公司的财会人员打电话，他们会摆出一堆借口，什么他的叔叔死了，某人生病住院了之类的。我们说：‘好吧，我们会派审计员过来。’”当这部影片总收入突破2000万元时，他们就说，马林送给他们一个昂贵的从Tiffany买的钟表。据他们说，马林要求把钟表的费用也编入电影预算，也就是说，两位导演本人掏了别人送给自己礼物的费用。他们还说，他用影片预算里的钱买了几件昂贵的礼服，准备在获奥斯卡奖提名后参加颁奖仪式时穿。有一次，两位导演在去洛杉矶的飞机上碰到马林。没有什么比一次商务出差飞行更能显示电影界的经济状况了。马林坐在头等舱，两位导演则在普通舱。当时麦钱特半开玩笑地脱口而出：“我真想杀了你。”如今他说：“他们拿着导演的钱开销自己的一切活动费用。发行商们都穿着阿玛尼牌西服，借一部影片大获成功之机就购买大办公室。那些办公司时间不久的生意人根本无意追逐这些，那得需要多少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才行。阿米尔·马林就干得出。他一手毁了那个曾经很成功的公司。”艾弗里最后说：“我们决定不跟他合作拍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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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4）
“我不记得给他们送过一只钟表，也不知道什么阿玛尼西服，我没有拿公款买过衣服，我也没有出昂贵的大价钱玩什么报道游戏。这完全是捏造出来的。”马林反驳说，“如果存在什么财务问题，他们早就起诉了。我只记得有一天伊斯梅尔走进我的办公室，拿着一件礼物给我，那是一个漂亮的相框，他本人、我、丹赫姆·艾略特（Denholm Elliot）；我们几个人为了庆祝《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票房在巴黎影院放映破纪录，选了个星期日在广场饭店吃早午餐时合的影，我谢了谢他，然后过了几天，我们就付了相片和相框的钱。”沃克补充说：“我从没说过马林把新影公司搞破产。那是他的孩子，为了它的生存苦苦奋斗过。我也不相信阿米尔在背后捅了多伊奇曼。就我所知，是接替阿米尔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斯蒂芬·斯维德（Stephen Swid）做的那个决定。”理查德·阿布拉莫威茨（Richard Abramowitz）从1983年就在新影公司做销售，8年半后离开公司。“在新影公司的那些年。我是阿米尔唯一的支持者。”他说，“我们常常一起吃午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他有了些看法。我们常常说阿米尔是典型的具有反闪族人特征的孩子。我离开那里并非因为他，不错，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那种做什么事都让我们不自在的人。他身上有我们这些对犹太人的感觉方式很敏感的人会很不适应的诸多典型性格。在阿米尔那里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一次协商双赢的事情，往往是别人自取其辱。阿米尔认为他获胜的唯一手段就是每个子儿都要拿到手。人们总对我说：‘他是一个魔鬼。’我总是替他辩护说：‘他不是魔鬼，大家对他的做事方式要多加包涵。’魔鬼都有某种吸引人的魅力，你不能把每个人都比作希特勒。他还没有重要到成为魔鬼的程度。他只是个混球。”
但是，利普斯基和雷都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懂经营的伙伴。马林曾让新影公司的出资人相信，他是管理公司唯一巨额资产——影像部——的最佳人选。据雷说，马林告诉他：“我知道你们这些小子干得不错，我就要接手新影公司的影像部，要跟钱打交道了。你们没干过辅助销售，而我干过，我们干吗不谈谈合作的事呢？”雷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吸着烟，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甚至都无法忍受马林的声音。但是，在利普斯基看来，所有关于马林的坏消息都不过是谣传。他和雷都像站在马路边伸长脖子对着撞在一起的汽车发呆的好奇看客，都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雷曾对自己说，也许可以不妨把这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这样可以让我们在Allen & Co。那里的行情有所看涨，也不是个糟糕的商业举措。利普斯基打破沉默说：“我们去一趟纽约，看看他们会说什么。”
1989年11月，《我的左脚》公开发行。12月底，《天堂电影院》被及时地提交给学院。该片在《纽约时报》上遭到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一篇影评的封杀，他把这部影片与《成长的烦恼》（Growing Pains）中最差的一集相提并论。但是，哈维却坚持要留下这部影片，他在那个美国本土很少见到意大利电影的年代取得了成功。
当《我的左脚》和《天堂电影院》替米拉麦克斯夺得不凡成绩时，哈维和鲍勃用无法回绝的价钱买断了制片人。温氏兄弟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就可以付钱给你们，也许你们还在资助其他影片，但谁知道以后的结果，一无所有获都有可能，我们说不定马上就会改变主意。这话果然奏效。
奥斯卡评奖时间到了，《天堂电影院》居然获得一个最佳外语片奖提名。那年米拉麦克斯的行情涨得令人嫉妒，他们还拿到另外六项提名，其中五项是给《我的左脚》的，而索德伯格获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
各家公司开始给学院的成员们送上供审片用的录像带，这是业界的一种惯例。“录像带就是我们为《我的左脚》做的一切，”哈维说，“我们没有钱一场接一场地放映，去收买人心、举办豪华聚会。”哈维的宣传活动特别倚重名角的个人表现。他说服导演吉姆·谢里丹和制片人诺埃尔·皮尔逊（Noel Pearson）回洛杉矶做他们在好莱坞的老关系网的工作，他们的投票对学院奖的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皮尔逊连轴转地用早餐、晚餐等方式讨好评委，最后以几场由好莱坞爱尔兰社区的台柱人物吉恩·凯利（Gene Kelly）和卡洛尔·奥康纳（Carroll O'Connor）举办的几场小型晚餐会达到高潮。聚餐成为娱乐小报和花边新闻栏目的报道对象，这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谈资。他甚至让戴刘易斯在参议院代表《残疾法案》做证（批评者说此举将不利于他获奥斯卡奖，但是，据哈维说投票活动就在那个时候举行）。
冒险事业1990—1992（5）
温氏兄弟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技巧的人。大制片厂的人在Bel Air和Brentwood他们的寓所放映完参评奥斯卡奖的作品后就请名人主持内部餐会，但没有人会想到对独立电影和外国电影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宣传活动，米拉麦克斯大胆地开了这个先河。“那时，大制片厂在奥斯卡的门槛上设了一把锁，因为没有一部独立制片电影会举行强大的攻势。”哈维说，“我们唯一能做的改变规则的事情就是不要坐以待毙，因为有些人的资金更雄厚，权力更大，影响更大，我们只能做些游击队式的宣传活动。”前宣传员马克·乌尔曼回忆道：“你举办晚会社交活动，在那里宣传叫卖会显得很自然。更多的人可以心口相传。”这种聚会在宣传外国影片、引荐尚未进入圈子的导演方面非常管用。在海外，米拉麦克斯则把“吃饭、致辞、放映”的一套做法引入伦敦、罗马等任何学院评委的活动之地。
策划过几场米拉麦克斯宣传造势活动的乌尔曼接着说：“如果仅凭一票就可以拿到一个奥斯卡奖，他们不会费心考虑去诱惑其他评委。他们放映的场次和地点比别人都要多。他们在电影离休人员之家放映过几场，因为有不少评委住在那里，虽然有人生活需要别人照料。他们会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去评委们度假的地方放映，如果评委去了夏威夷，他们就会跑到夏威夷去。他们也给评委家里打电话，既然不允许公司这样做，他们就雇愿意干活儿的人去替他们游说。这些人不少是老好莱坞圈子里的人士，一年有52个星期跟米拉麦克斯式的电影毫无关系，但他们认识学院成员，他们在评奖期间全讲米拉麦克斯的好话，几乎亦步亦趋。
如果获得导演、影片、演员、剧本这些重要奖项以外的服装或者音乐提名，他们就可以宣称获了10项而不是7项提名。他们盯着评委名册，开始日夜不停地做工作。他们常常一起坐下来逐一研究——“谁知道怎么可以认识这个人？”有时哈维会亲自打电话。后来米拉麦克斯逐渐壮大起来，开始投资制片，哈维给某个导演或者演员打电话时就说：“我很愿意以后能有机会跟你合作。你不觉得《钢琴课》挺不错吗？”
然而，搞定丹尼尔·戴刘易斯却没那么容易。他是英国桂冠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的儿子，向来言行谨慎。他在片场也举止得体，绝不会失态。哈维得拧着他来做宣传。哈维说：“我周围全是一帮从未听说什么叫实话的人。他们孤陋寡闻、毫无信念，每天都有人拍马屁。拿丹尼尔·戴刘易斯来说。他们只会说‘是的，刘易斯先生，不，刘易斯先生。你很高明。你真高贵’。你这样，你那样。他怎么好判断呢？……我一直对他说，他将以拿奥斯卡奖结束在爱尔兰的地方演艺生涯：‘我已经成名……’”哈维喜欢引用戴刘易斯的话描述自己，“你只有一部分才能还管用——写剧本和买电影。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人，你完全是一场灾难。”
布兰特利跟别人一样只能日复一日地在纽约与温氏兄弟一起工作，别无选择。她曾请求哈维派她去伦敦分部工作，那边优雅的办公室设在切尔西区（Chelsea； 伦敦的文化区——中文版编者注）的莱德伯恩大街（Redburn Street），位于国王路（Kings Road）和泰晤士河之间。她的一项工作职责就是照顾戴刘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