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国王路（Kings Road）和泰晤士河之间。她的一项工作职责就是照顾戴刘易斯，后者已经喜欢上她了。他觉得，布兰特利还算这个疯狂公司的一个正常人。哈维从不进格兰纳达的门，如果她不去打开的话。他忘记了在分红时奖赏布兰特利一下。布兰特利从来没有参加过奥斯卡典礼，哈维觉得应该让她去一次。经过一番艰苦斗争，哈维最终同意让她飞往洛杉矶，给她报销住宿费用，但是哈维却说：“特丽，我弄不到出席票。”她说：“别担心，我会自己买的。”她还没有说出口刘易斯就给了她6张多余的门票。她到洛杉矶以后，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接到米拉麦克斯的宣传员克里斯蒂娜·康内利亚斯的电话说：“哈维想跟你谈谈。”布兰特利吃惊地发现那张票在前排位置，紧挨着戴刘易斯，她不禁回想起在戛纳电影节闭幕式上哈维不许她坐在索德伯格旁边。她立刻明白过来，哈维想坐在这位获奖者身边。她说：“如果他知道我有这张票，我非得倒霉不可。”但是，她间接地向《我的左脚》的制片人诺埃尔·皮尔逊透露了哈维的心思。皮尔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显得特别气愤。第二天中午，米拉麦克斯在贝弗利山庄开了一个员工大会。哈维打电话冲她叫嚣：“你马上过来，直接到会场。”她想：真倒霉，我得去了。我不想带着这张票走进会场，我得回宾馆把它锁起来。她想像哈维会搜查她的钱包质问：“那张票放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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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6）
20分钟后布兰特利走进米拉麦克斯租的套房，令她懊恼不已的是，她发现公司头面人物都齐聚那里。她原以为是一对一的见面，绝对没料到哈维会把她推到众人面前。她想，哈维是想借此吓住她。鲍勃走到她跟前，搂着她的肩膀说：“你对诺埃尔讲的那些话太傻了。你不是太愚蠢就是想背叛。到底属于哪一种？”她心想，这简直像黑手党。但她不想惹任何麻烦，于是就小声说：“我想是我太笨了吧。”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环球公司的总裁汤姆·波拉克打来的，哈维接了电话，立刻换成那种跟大人物通电话的语气，他挂断电话后望着布兰特利说：“要在环球公司这样做早开除了。”鲍勃又搂住她向门口走去。当鲍勃显得特别温柔的时候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她想，这太让人不自在了，几乎完全可以猜到他会说：“特丽，你走人吧。”他没有这样说，她回忆道：“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在那儿的日子屈指可数。不要指望哈维会怎么样。”当时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替她说句辩护的话，“他们坐在那里像在观看一场马戏表演。现在回想起来，我倒希望自己说：‘我操！’然后走出房间。在我看来，给他们打工的理由是我们的成长背景不同。我们是南方人。”那张票她没有给哈维。“我去出席了，就坐在丹尼尔旁边，感觉舒服极了。”
在3月的学院奖颁奖典礼上哈维是没有挨着刘易斯坐在前排，但是，最后他收获颇丰，完全可以告慰这点失落。戴刘易斯获最佳男主角奖，布兰达·弗里奇（Brenda Fricher）获最佳女配角奖，《天堂电影院》获最佳外语片奖，米拉麦克斯拿到三个奥斯卡奖。这些奖项提升了影片在国外和未来的辅助性市场的价值，也因此树起口碑，使哈维有资本对他的演员们承诺获得奥斯卡奖，同时也有助于他买到更多影片。《我的左脚》退出院线时总收入已经达到亿美元。1989年的确是米拉麦克斯的丰收之年。正如鲍勃所说：“从1989年开始，我们时来运转了。”
温氏兄弟乘着《丑闻》、《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和《天堂电影院》的春风进入1990年代。到2月份的时候，《天堂电影院》已经全面铺开。米拉麦克斯负责购片的前主管马克·塔斯克回忆道：“这是一次实验，鲍勃曾经说：‘干吗要像发行艺术片那样发行这部影片呢？我们完全可以像类型片那样发行啊？我们干吗不做电视广告，把影片放映上500场、700场呢。’他们硬是把这部影片打进从来不曾放映配字幕影片的影院。”
温氏兄弟在挑选外国电影方面极具天赋，他们不仅能把这些影片做得很好，连米丽娅姆和她的朋友都会掏钱（虽然她经常陪兄弟俩观摩影片）去看。正如几年以后有机会与哈维合作的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指出的：“意大利影片非常非常伤感。哈维本性粗犷，他看电影的时候，巴不得能走到镜子前说：‘瞧，流泪了！’”
温氏兄弟安排公映的影片既有很感伤的又有很大胆的。他们的宗旨是拿到任何一部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影片，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争议，比如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的《厨师、小偷、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期间，有一半观众中途离席而去。最重要的是影片不能枯燥。这部暴力加色情，再佐以批判撒切尔主义的黑色幽默影片自然毫不枯燥。哈维要求格林纳威压缩影片长度，给了他27页的修改要点。格林纳威正想忽略这些意见时，哈维打来电话说，他不喜欢艾略特·斯泰因的文章，该文认为导演完全没有必要再剪短影片。这部影片票房收入不俗，高达770万美元，而米拉麦克斯买下时只花了万美元，影片制成录像后又赚了一笔。
按照格林纳威的荷兰籍制片人基斯·卡桑德尔（Kees Kasander）的说法，哈维预付了一部分款项和收入，但是他和导演从来没有见过一分收入提成。经过审计后，卡桑德尔说：“他欠我们至少100万美元。但是要搞到那笔钱的代价将更大。这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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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7）
哈维说：“这部影片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还没有到赚大钱的地步。他们没有参与收入分成，因为他们没有进行跟踪记录。卡桑德尔请了一个顶级会计公司，但一直没有给我们提供审计报告。这明显意味着审计没有澄清任何别有用心的说法。卡德桑尔证实我们欠他100万美元，明知这笔钱属于他却自愿放弃？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米拉麦克斯在自身一系列成功的支撑下，它那位于第48大街的办公室的热闹程度逐渐堪与上下班高峰时段的地铁媲美了。1990年2月，米拉麦克斯搬到西侧罗伯特·德·尼罗工作室的旁边，在格林尼治和富兰克林的交界处，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新的特里贝卡电影中心（Tribeca Film Center）。哈维的办公室很小，里面有必备的电视操纵员和一堆录像带，伊芙以及他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副他最珍爱的跟鲍勃和Mets全明星队一垒选手凯斯·埃尔南德斯（Keith Hernandez）的合影。哈维时断时续的减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吃了更多的垃圾食品。他身上一定有某种不利于节食的机制。他经常放松警惕。他曾向后期制作部的史蒂夫·厄恩哈特（Steve Earnhart）抱怨说：“我简直就像一个他妈的河马了，厄恩哈特。”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他去接伊芙看电影或者参加晚会要用小车时，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三明治，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伊芙晚上会闻到我呼出的三明治味儿，但我顾不得了。”然后两口吞下去，又往嘴里塞进一支烟，想盖住一点味道。
显然在伊芙的动员下，哈维请来一个私人健身教练。开始进展还比较顺利，他告诉教练：“你最好能每天都来。先给你1000元，我说什么你都别当回事，让我练好身体就行。”教练很负责地按时前来指导。哈维常常一边接电话一边让教练在外面等候。最后，教练终于获准进入密室说：“我们开始吧。”哈维说：“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50元；把这混账设备给我弄出办公室，明天再来。”第二天，教练来了后又遭到同样的礼遇。他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来来回回去见哈维。最后哈维终于放弃。
温氏兄弟已经不满足于在边缘地带求生存了，不想每发行一部影片都差不多拿整个公司来冒险。他们清楚自己是在做资本密集型行业，要想成功，得需要更多的资金可供调配。但是，蔡斯银行向他们施加了更大压力，要求他们收缩活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向大众集资，但是他们名声太糟糕了。“我们到日光谷找到Allen & Co。的一个分部。”据哈维回忆，“你坐在一间屋子里，里面至少有四十几个家伙，都是分析师什么的，提各种问题来轰炸你。如果你的赢利每年不能增长15％，他们就会痛骂你一顿。但电影业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行当。如果我们又来一部类似《我的左脚》的怪片，他们会说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不用大众集资了。除了我母亲之外，大众集资是另一件让我们感到很恐怖的事情。”
Allen & Co。又反过来劝他们。依《丑闻》、《性、谎言和录像带》、《我的左脚》的赚钱经验，他们明白，这样的生意如果错过就不会再来了。但是，过去那位处理米拉麦克斯方面提供的材料的财务主管似乎不在了。新的财务主管约翰·施密特（John Sohmidt）又把这项工作接过来。施密特是聘请成功的典范。他是耶鲁大学校长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的兄弟，长着沙子般的头发，始终面带微笑，有一种毫无戒备的幽默感。他的父亲是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的朋友兼合伙人，施密特于1989年春末来到公司。跟前任马克·利普斯基和马蒂·蔡德曼一样，他发现这里简直乱得一团糟，尤其是财务部门。“米拉麦克斯处于无序状态也许已经有3到6个月了。”他说，“双方协商过的银行信贷额还没有突破，因为没有安排人处理有关的业务。没有人收取我们在影院的收入，也没人管理公司的资金流动。我们的净收入与净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