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伦蒂诺跟阿瓦里一样一直在狂热地进行创作。但他还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一个作家看待。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演，或者更好些，是为了当导演。“当了演员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他说，“除非我成为他妈的大牌明星，否则，我到了50多岁还得试镜，像我的那些英雄们一样，他们可都是性格演员。我还注意到，独立制片电影对自己的演员们没有做出多大贡献。出名的是导演而不是演员。一个导演拍出一部独立影片后会接着去拍下一部。”
影视资料馆的那帮人互相读对方的手稿，研究琢磨场景和对话。“我们想成为科恩兄弟，他想当伊桑，我想当乔尔。”塔伦蒂诺说。1987年，当塔伦蒂诺问他的朋友是否同意根据他的《直通道》（the Open Road）写一个短剧时，阿瓦里毫不犹豫地说可以。“这时，我已经开始喜欢昆汀了。”他说，“过了几个月，昆汀拿着厚厚的一堆稿纸来了，全是手写——几乎无法辨认，很多单词是根据读音拼写出来的，也不在乎语法和标点符号，稿纸被粘贴得不成样子。他几乎把自己想写的一切都塞进一个本子里，《落水狗》、《天生杀人狂》、《低俗小说》（Pulp Fiction）里的片段全都荟萃其中。他是完全照着自己说话习惯写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声音的调子。我看到最后时伤心极了，里面几乎没有一点我原创的影子，但是他给这部作品注入了情感和灵魂，比我写的高明。我说：‘你得把它打印出来，没有人会费这么大劲把它看完的。最后你得把它拍出来。’”它就是后来的《真实的罗曼史》。
1989年，经过5年的辛苦奋斗，塔伦蒂诺决定拍自己的东西。他说：“整整6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闭门思过，我常常整个通宵逐一反省和清点自己一生中做错的事情，反省自己为什么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质问自己，你完全是个混账，你知道吗？这种反省对我不断进步很有用。比如，我会说，你根据影视资料馆的朋友来判断自己的进步程度，跟他们进行比较，你干的毫无意义的事太多了，但是他们迄今为止谁也不关心一生的职业设计。你应该尽快他妈的离开南湾，辞了影像资料馆的工作，去他妈的好莱坞，因为到那里你才会有作为。如果你跟跑得快的一伙人一起跑，你才会跑得更快，即便你是最后一个。那天深夜，我已经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了。”
1990年秋季，塔伦蒂诺和阿瓦里决定写一部短片的剧本，从理论上讲应该比剧情长片容易拍摄。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人愿意投资拍短片，最后这部短剧又演变成一个三部曲，分别由塔伦蒂诺、阿瓦里和一位从来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导演拍摄。最后每部又被作者扩展成剧情片，阿瓦里的演变成《喧嚣年代》（Pandemonium Reigns），塔伦蒂诺的演变成《落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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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5）
塔伦蒂诺钓到劳伦斯·本德（Lawrence Bender）这位前舞蹈家兼演员来投资。本德把剧本转交给哈维·凯特尔，他答应出演。在导演蒙特·海尔曼（Monte Hellman； 《双行道》［Two Lane Blacktop］的帮助下，剧本最终送到L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理查德·格拉德斯坦手中，这家公司由乔斯·梅嫩德斯（Jose Menendez）经营，直到1996年他在看电视时被儿子枪杀身亡。“蒙特把剧本寄到我家里而不是办公室，我回家打开包裹，然后从第一页读起来。”据格拉德斯坦回忆道，“封面上写着：《落水狗》，编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看到这里时我有点吃惊。稿子上还特别标明‘最后一稿’几个字。我一放下钥匙就开始读起来，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我完全被震住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塔伦蒂诺的态度很明确，他不愿自己被边缘化。他说：“我要自己拍这部影片，不行就在自己家后院用我的摄像机来拍，无论它会花我3天或者3个月、3年时间。”他跟格拉德斯坦谈得很投机。后者决定跟这家伙做这部影片。
当时，Live Entertainment公司从不根据剧本进行预算安排，格拉德斯坦找到自己的老板说：“很有录像的票房价值，里面全是一群持枪的家伙，哈维·凯特尔主演，影院放映结束后我们可以卖出多少盘录像带？”回答是，每盘56元，总共可卖出50万盘。据塔伦蒂诺回忆：“Live Entertainment公司打算跟哈维和别的什么人投资200万元拍这部影片，我们找不到任何别人。我们只有‘哈维和别的什么人’。最后没有合作成。后来Live Entertainment公司说：‘好吧，如果找不到别人，我们就跟哈维合作。’我听到后很震惊。‘如果你拍一部影片’和‘你拍了一部影片’之间有很大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电影都跟自我有关。按照塔伦蒂诺的成长史来解读《落水狗》剧本，他的出场就像一只从音像店的蚕蛹里飞出来的古怪的蝴蝶，不难看出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自己创造的过程。影片中充满了来自他蛰伏了5年的影视资料馆的笑话、双关语和对话的片段，还有那帮伪装过的先生其实就代表着资料馆的同仁们，塔伦蒂诺这位已经离开，事实上已经导了一部剧情片的家伙——在影片中摇身一变成为“橙色”先生；他出卖了大家，爱着他的小偷“白色”先生原谅了他。《落水狗》表达了塔伦蒂诺对朋友们的复杂的内疚感，先是利用他们随后又离弃了他们，同时流露出对从未经历过的、由一位父亲主持的洗礼的渴望，但是这种渴望又在扮演“白色”先生同时又是这部影片教父的凯特尔身上实现了。
就在影片列上投拍日程之际，塔伦蒂诺到圣丹斯的电影工作室去了两个星期。“我认为圣丹斯电影工作室太伟大了。”他说，“真正到了那里以后，才认识到专业人士，悉尼·波拉克、乌卢·格罗斯巴德（Ulu Grosbard）这些名人。所有那些花给我以及另外八个以前什么也没有拍出过的人身上的钱，都是为我们而服务，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向前。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对我如此信赖过。”
但是即便在天堂也有烦恼。塔伦蒂诺的拍法完全是反传统的，尤其是长镜头的应用。《棉花俱乐部》（The Cotton Club）的摄影斯蒂芬·哥德布拉特（Stephen Goldblatt）就是那些名流师资中的一员。每当他把头探进剪辑室的门时，塔伦蒂诺就大声说：“嗨，我们刚剪完这一场戏。”
“‘太好了，我很想看看。’我们都喜欢的那个片断他却很讨厌，并且说：‘你得再好好剪一剪。’
‘他妈的，我想用长镜头来做实验。当戈达尔——’
‘我也喜欢戈达尔，但是够了！’他很不客气，接着又说，‘最让我吃惊的是你居然是拿自己的钱来拍这部影片的，你就做成这个样子。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拍真正的电影，你会被开除的。’我也怕被开除，因为他们会不让我这种人继续拍片的。”
买卖游戏 1992—1993（6）
由于《卡夫卡》的惨败和一些诱人的拍摄计划的夭折，史蒂文·索德伯格最后决定开拍《山丘之王》。他从1992年4月底开始在洛杉矶着手写剧本。5月初剧本完成时正值中南部发生暴乱。影片讲述一个失去母亲、偶尔有父亲照顾、基本上是自己长大成人的男孩的故事，跟索德伯格本人的成长经历很相似。他的父母婚姻不幸，母亲沉溺于超自然现象不能自拔，喜欢读书、经常举办降神会。贝茨·布兰特利有一次说过，索德伯格的母亲就像“每天晚上出现的噩梦”。“这部影片必须得相当个人化，”制片人芭芭拉·马尔特比说，“这部作品本身和索德伯格从书里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小说写的是一个乐观向上、绝不妥协的孩子的喜剧。在第一次剧情研讨会上，史蒂夫就把它化成一出悲剧，把书中描写的小孩改造成自己成长的翻版。”《山丘之王》至此还没有按照环球公司的意图投入生产，他需要雷德福的支持。雷德福在公司需要会见的人很多，其中有几次要跟环球公司的总裁汤姆·波拉克和制片部负责人凯西·西尔弗（Casey Silver）见面，这些得根据雷德福本人的活动计划安排，索德伯格约见雷德福的要求要么取消，要么雷德福索性不出席，他可能还在恼火索德伯格让他排队等待——或者更有可能是完全抽不出时间。有时他在索德伯格和马尔特比正在面谈的时候打来电话，跟马尔特比交谈很长时间，告诉她如何想给索德伯格打电话，因为错过这么多次约见感到很内疚，但是他从来没有亲自给索德伯格本人打过电话。索德伯格委婉地说：“他做出很多令我感到很不开心、困惑不解的决定和事情。”
环球公司坚持要求预算不能超过800万美元，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得欠薪分成。“这跟拍《卡夫卡》以及《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情况完全一样。”索德伯格说，“作为一个导演，我已经习惯于设想自己想像中的分成计划。雷德福想让每个人的分成比例完全相同。我要他给我本人和制片人开稍高的比例分成，因为这是我们带到野林公司的一个项目，不是野林公司原创的，还没有人在这部作品上投入时间，因为公司还没有动手投拍。”雷德福拒绝了，他说索德伯格的要求是一种侮辱。他们就这个问题纠缠了数周，他仍然固执己见。最后，雷德福毕竟是雷德福，他还是毫不让步。索德伯格深感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后来，在投拍前准备期间，有一天巴尔迪摩电影公司的负责人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问索德伯格是否愿意考虑执导一部名叫《益智游戏》（Quiz Show）的影片，并把剧本给他送来，这个本子由于没有人接而拖延了好几年。约翰逊说：“我想请你先看看剧本，是不是喜欢。”
《益智游戏》讲述的是发生在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