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惹得后来人无限猜测。
链接：王国维（1877…1927），近代国学大师，浙江海宁人。早岁随父习八股时文、试帖诗，16岁中秀才。1901年秋赴日本留学，自1913年始，从事考订中国古代史料、古文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等，后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位列四大导师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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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1919—1969）
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殷海光先生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斗士，风骨嶙峋的知识分子，一位充满着道德热情和道德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畏强权，不避横逆，为弘扬五四精神和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奋斗了一生，终因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抑郁患癌，过早谢世。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都成为一时风流人物。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又蜚声海内外的是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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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
（1914—1974）祝福孩子们
顾准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19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顾准用铅笔在信上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佰元赠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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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1895—1990）大哲而有大智慧
冯友兰晚年，一直和其女儿、著名作家宗璞生活在一起。冯友兰曾说自己早年赖慈母，中年仗贤妻，晚年靠孝女。
宗璞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可以相当自由地思考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
他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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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
（前200—前168）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贾谊曾深受汉文帝赏识，后受周勃、灌婴等排挤，被贬为长沙太傅，终不得重用。
他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文帝听完贾谊的一番宏论后，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过不多久，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仍对政事十分关注，而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下了如《治安策》、《论积贮疏》等名篇。
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而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非常伤心。由于伤感过度，贾谊“哭泣岁余，亦死”。（《史记》）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这是贾谊在《鹏鸟赋》中表现的生死观，生命就像一条不系的扁舟，生死如同浮浮沉沉，哪里是人力可以肆意驾驭得了的！
贾谊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
他的作品，今人辑为《贾谊集》。
司马相如
（前179—前118）子虚赋
司马相如的一生是一个传奇。
相如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
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临死写《封禅书》，遗留后世。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相如终究不被汉武帝喜，寂寞而逝。
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一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蔡邕
（132—192）少一部书有什么要紧？
蔡邕，东汉人。相貌英俊，孝顺博学，精音乐绘画，通晓天文术数，擅长书法，非常有学问。他的隶书静穆而有生气，书《熹平石经》，每日去临碑的有一千多人。
董卓慕其才，将他一日连升三级，三日周历三台，拜中郎将。
后董卓被王允除掉，蔡邕被捕。临刑前，他请求刮脸、剁足，只要能留一条性命写《后汉书》。王允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少一部书有什么要紧？”
蔡邕女儿蔡文姬遭南匈奴掳掠，作《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家中藏书4000篇经战乱全部遗失，在曹操恳请下，默书400篇，虽说诗风过于沉痛，但学富斗车的奇女子古今实不多见。
对待真文人的态度，可见执政者的水平。董卓和曹操虽为汉朝“逆贼”，却都能识得大英雄，王允却只是一政治阴谋家而已。
陆机
（261—303）华亭鹤唳；岂可闻乎
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出身名门大族，他的祖父就是三国时火烧刘备连营的吴国丞相陆逊，其父陆抗也是东吴名将。《晋书》说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在众多兄弟中，他与陆云最有才望，时称“二陆”。
陆机所作《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创作论，章草《平原贴》是书法界的五大珍品之一。
生在乱世，陆机卷入一场是非———分不清究竟是谁杀了谁，谁又被谁杀了的八王之乱。在这期间，他先后为吴王司马晏的郎中令、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成都王司颖的平原吏，因兵败遭谗，处死于军前。
临死，他想起故乡的鹤鸣声，对陆云慨叹道：“华亭鹤唳；岂可闻乎？”《诗经·鹤鸣》是歌咏乱世贤者归隐的，可见陆机后悔未作归隐的选择。
王衍
（256—311）平生最恨阿堵物
王衍是魏晋时期的名士，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是位标致风流、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士，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信口雌黄”因他而来，就是一个吹牛皮的人。王衍统率部队落入石勒大股骑兵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为了苟且求生，一面推卸责任，一面俯首称臣。石勒派人半夜里把土房推倒，将他活埋。
王衍临死，对旁边的人说：“唉！我辈虽然比不上古人，可是如果不崇尚虚无，标榜清高，真正做些实事，为天下苍生尽力，也不至于有今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