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托饕灿朊褡逑蛐牧Φ男纬赏剑际窃谥泄�*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整体社会发展中逐步实现的。
（一）政治统一的推进
政治统一是实现民族内部聚合的前提。因而消除割据和分裂也便成为提高民族内部聚合力的首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阀首开军阀割据之先河。他们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搜刮无度、祸国殃民、混战连年不息。北洋政府的军阀统治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带来的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所颠覆。蒋介石靠对革命力量的*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利用，于1928年取得了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和全国政权，并经过两年的征战击败了各路“新军阀”，但全国的政治统一并未实现。这种局面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便彻底完结了。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消除了军阀割据，巩固了边疆，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完成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这使中华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阶级对立的消除
以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分化是离散民族聚合力的社会根源，因而消除阶级对立就成为增强内部聚合力的根本条件。旧中国是一个阶级对立十分尖锐的社会。毛泽东曾按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把旧中国的各阶级划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半游民无产者。这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则是社会的受压迫者。他们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构成两种对立的阶级。但是，自3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又形成了一个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与全国各劳动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对立的阶级力量。于是，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之外，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华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主要内容。沉重的阶级压迫必然导致强烈的阶级反抗。据研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0年大陆解放的29年间，全国有记录的革命起义有近千次。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的，也有广大群众自发的；既有几十万人的大起义，也有千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起义。这是劳苦大众对阶级压迫的激烈反抗，也是中国社会分裂的直观反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8）
中国*革命的完成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从经济基础上消除了阶级对立的根源。还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区领导了旨在铲除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建立后，1949~1956年间，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阶级结构随同经济基础的变革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剥夺，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力量。这种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也消除了阶级对立和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社会本已得到消灭的阶级对立又被人为地发掘出来、扩大开来。1957年的“反右”、1962年以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直至1966年开始的“*”，使中国的阶级意识和人为的“阶级斗争”放大到极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丢弃了人为的阶级对立，旧的阶级痕迹逐步被消弭，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新的社会分化又不可遏制地在中国呈现出来。这些分化虽然基本是以职业和行业为基础，但其中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均衡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曾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极大损害，现有的社会分配不均也将是影响新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然而，“左”倾错误导致的社会对立毕竟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分野，它缺乏阶级对立必要的经济基础，所以一旦“左”的错误结束，这种人为的对立也便结束了，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更大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的拉大一定程度上是我国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必然过程，因此，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物质条件的具备，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便会凸现出来。它们都和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阶级对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已经得到弥合的中华民族的内部聚合力。
（三）民族关系的改善
中国的多民族的国情，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民族关系在中华民族聚合力的构成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是与民族关系的整体性改善同步推进的，而主导这种改善的基本理念则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两大内容之一是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辛亥革命之后由他主持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称：“*，由中华人组织之……“*”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尽管这部临时宪法未能得到落实，但无论是当时的袁世凯，还是他之后的北洋军阀各届政府，都没能在他们制定的“宪法”和其他正式文件中改变这一原则。蒋介石执掌政权以后口称奉行三*义，因而也始终声称各民族团结平等。1929年国民党“三大”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讲到：“本党致力国民革命，即以实现之三*义为唯一目的，则吾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现三*义外实无第二要求。”“今幸军阀之恶势力已被摧毁，中国境内之民族，应以互相亲爱、一切团结于三*义之下，为达到完全排除外来帝国主义目的之唯一途径。诚以本党之三*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而在其后的国民党文献中也屡屡强调“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汉、满、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团结，以御外侮而奠国基”。1945年5月18日国民党“六大”还通过了一项“根据三*义政纲明确承认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权利案”。这说明，自辛亥革命后，随着*、自由、平等和共和等进步思想的深入人心，即便在实际奉行不平等政策的旧中国，占据中心政治舞台的各派政治势力也已将民族平等和团结奉为自己的口号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9）
然而，由于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和阶级属性的制约，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实践。
早在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规定，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苏维埃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依据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实现民族平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性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和实施了旨在实现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各项政策，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和其他一系列措施，从法律和政治上确立了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废除了压迫少数民族的各种剥削制度，使处于不同阶段的少数民族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伟大跨越。这些工作使少数民族经济上得到了翻身、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民族矛盾、仇怨和隔阂逐步化解，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确立。
“左”的错误曾给我国的民族关系造成伤害，但没有动摇平等、团结的基础。于是，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便迅速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健康之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文教、科技、卫生、体育等全面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人民生活总体上步入小康水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巨大发展重新造就了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良好局面。
（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的牢固基础
除了政治统一逐步推进，阶级对抗得到消除，民族关系不断改善之外，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得以增强的最大因素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因为经济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现代经济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是民族内部聚合力最牢固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尽管这种经济一度有着超前和僵化的弊端，但却通过“计划”将中国社会的不同局部有力地连通了起来，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化进程。研究表明：新中国建立初期，伴随着资源开发、新工业基地建设和垦荒移民等，中国的人口迁移十分活跃，平均迁移率在40％左右。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人口迁移总数约亿，平均年迁移总人数为5 100多万。东北、西北、华中、华北等工业基地的筹建或扩大都带动了大批工人、科技人员及家属从东部沿海向这些地区的流动。20世纪50年代甘肃省净迁入万人，年均迁入万人；北京市1950~1957年净迁入87万多人，年均迁入万人；而黑龙江1952~1958年由外省移入的垦荒人口为63 690户，379 755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各地的一体化更加深入。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广泛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