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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那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洪伟才能在“单杠”上翻一个小翻儿。
洪伟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知青们打篮球。洪伟只要一听着打比赛的信儿，就会火烧火燎地颠颠儿赶过去。一到星期天或是放了农忙假，知青总是5 个对5 个地打比赛。他们的衣服都穿得乱码七糟，根本分不清谁在跟谁争球，每一场比赛都把洪伟看得敌我不分。洪伟多么希望自己也能上场打一回篮球呵，但他的个头太矮了，钻在知青的胯下就找不着了，不会有人把球传给他的。他只能坐在球场的白线外头，脱了球鞋垫在屁股底下，老老实实地当观众呗。每一次他都会从比赛开始一直呆到比赛结束，身子都不带动弹一下的。没多久，知青们就对他这个忠实的观众委以重任了——他的脚边堆满了知青们脱下来的衣服，冒着热烘烘的汗味儿——给！看好了！有人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打球太猛了，会把表砸着呢。他们把手表一只接一只，小心地套在了洪伟细瘦的胳膊上，好像他是手表厂的传送带，或者是卖手表的柜台呢。那些手表大多是“上海牌”和“宝石花”牌的，全钢或是半钢，他全都认得。他现在成了一个赛场的“守门员”啦，多牛逼！再努努力也就离裁判不远儿了。二嘎子眼气得不行呢，可就没人把手表交给他保管。
洪伟看的比赛多了，渐渐有了立场。每一场比赛，不管谁跟谁比，只要蔡老师在哪个队，他就向着哪个队，拼命地喊加油，直到把嗓子喊哑。他觉得所有的女知青里头，蔡老师长得最好看。他对二嘎子说，蔡老师背着包儿上场部办事儿，走在公路上，身后来了一辆“热特”或是“大解放”，她只要摆一摆手，那车准保就乖乖站下。这个说法连二嘎子也基本赞同。等到秋天的青苞米下来了，洪伟让妈煮熟了；沙果刚刚红了半边，就让爸给摘下来，他用一块雪白的新毛巾包着，给蔡老师送去。第一次刚走到女知青宿舍的门边儿上，就被一个尖嗓子的女知青给拦下了。她伸出一条腿，堵着门不让进，撅着嘴问：小孩，让我检查一下，头发上有虱子没有哇？他憋红了脸，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蔡老师听见了他的哭声，端着一盆清水走过来，用香喷喷的肥皂，把他的脸蛋脖子和黑黑的小手，洗得干干净净。那清水痒痒地流过他的耳根，他不由得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热热的眼泪哗地一下又流出来……
鸟善走还是善飞（3）
到了暑假，蔡老师就开始在那个“游泳池”里，教他和二嘎子游泳。一开始他在水里扑腾，湿透的头发一根根粘在脑门儿上，除了“狗刨”啥也不会，他觉得自己像极了一只落水狗。望着头顶上如同马群一般飞驰的白云，洪伟出神发愣，他实在想不出，外面的世界究竟会比北大荒大多少倍呢？
那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用划桨的姿势在“游泳池”里打几个来回了。他第一次从蔡老师那里听说了“蛙泳”“自由泳”这样的新词儿。开学的前一天，蔡老师决定带着他和二嘎子，还有别的几个同学，到连队几里地外的水库去游泳。那是他第一次看见蔡老师穿上了叫做“游泳衣”的那种东西：淡绿色的布料上有无数的橡皮筋，把衣服勒出一个个鼓鼓的小泡泡，看上去像一只巨大的青蛙。“游泳衣”的上身和裤头竟然连在一起，不知她是怎么穿进去的，紧紧地裹在身上，露出了她像白面馒头一样的胸脯、脖子和大腿还有脚丫子。一直到蔡老师用雪白的手臂劈开了碧绿的水波，自由自在地游开去老远，洪伟的眼睛才敢追着老师赶上去——水泡子里的老师不是平时上课的老师了，她像一只从远方路过这里的白天鹅，落在湖上悠悠玩耍栖息，白天鹅的冠是黑色的，那是因为她把头发盘在了头顶……洪伟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下午，灼热的阳光下湖水依然清凉。蔡老师的笑声像一串水珠子飞过来：游啊，别怕，放开手脚，对，冲着我游，好极了，再游，抬起头呼吸，蹬腿儿，用力，四肢要尽量平衡，对了……
洪伟在9岁那年的夏天，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衣服叫“游泳衣”，还知道了世界上有
一种运动叫做“体育”。这都是他的知青老师教给他的。当他气喘吁吁地在水湾里打了一个来回，踩着水底的淤泥中好不容易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蔡老师笑着揪住他的耳朵，往一边儿按下去，连连晃动着，让他甩出耳朵里的积水；一边狠狠地对他说：
体育就是速度！你还得学会游得更快些！
你准备好了没？——洪伟问自己。
还没呢——洪伟回答自己。
你还没有准备好么？——洪伟再一次问自己。
耐心一点儿，我还需要些时间作更多的准备——洪伟再一次回答并说服自己。
那就到秋天吧，秋收完了就上路。他这样决定下来。
事实上那时的洪伟完全辜负了蔡老师的期望——在这水库一年中有大半年封冻、夏天就像兔子穿过草丛那么倏地一下子就没了的北大荒，游泳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再说，洪伟逐渐发现自己的四肢协调能力实在太差，而且更为致命的是——他从事任何一项体育活动，都达不到起码的速度。尽管洪伟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地热爱体育，多么希望通过热爱体育来热爱蔡老师，但他却对自己的能力发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自己在体育课上一次次拙劣的表现和成绩痛不欲生。他只能更多次地往蔡老师的宿舍跑，给她送去黏豆包、野鸭蛋或是自家菜园子里刚起出来的新鲜水萝卜什么的。他每次去看望蔡老师，总是站着说话，从不往她炕上的褥单子上蹭。每一次去知青宿舍，出门前他都会郑重其事地使劲儿洗脸，甚至换上一双干净的没有臭味的袜子。他对妈妈说，知青不喜欢埋汰小孩儿。有一次他从妈妈擦脸用的雪花膏瓶子里抠了一小点儿，抹在了皲裂的手背上，恰好被妈妈撞见了。他妈用手指点着他的额头，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
得，我看啊，知青如今是一天天越来越埋汰；你们这些小崽子，倒是越来越臭美了！
洪伟也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发生着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眼睛能够穿过教室结满冰凌的窗玻璃，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天尽头很远的地方。他知道那儿是上海，那里有许多许多高楼，是蔡老师的家乡。蔡老师回家探亲的时候，给同学们带回来“大白兔奶糖”，每人都分到好几块儿，洪伟舍不得吃，在兜里一直揣到粘在衣服上抠不下来。那时功课不多但学习很忙，要批《水浒》，要学黄帅，蔡老师一讲就是一个钟头，一句话都不带重复的，这让洪伟格外地佩服。于是洪伟经常地故意地“犯错误”，比如捉一只蛤蟆带到教室里，或是在学校盖房子的工地上，用沙堆上的小石子儿互相扔着玩儿，终于打碎了教室玻璃；再就是把教室炉子的烟道堵上，把教室里搞得硝烟弥漫。那种时候，一定会有二嘎子那样的人当叛徒，迅速地把他出卖。这样，蔡老师肯定会在放学后把他留下来，同他个别谈话，一谈就是一个钟头，自然也是一句话都不带重复的。那是洪伟真正觉得无比幸福的时刻，蔡老师不再是在对全班同学讲课，而只是给他一个人讲，对着他一个人，生气地皱眉、撇嘴、瞪眼，或是微笑……蔡老师无论说什么，洪伟都一个劲地头点，每一次他都作出信誓旦旦的保证，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他觉得有幸倾听蔡老师的训斥，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像上了瘾似的，隔几个星期就到蔡老师的办公室自动“报到”一次，一直到蔡老师在某一日似乎终于识破了他的诡计，从此无论他干什么样的坏事也不再理睬他，洪伟才算就此“改邪归正”。后来蔡老师就开始给他们排练文艺节目，那是一个二人转调调的集体“坐唱”，每个人手里一手拿一块呱哒板，一边唱一边打板，听上去热热闹闹的。洪伟直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节目叫做“处处有亲人”，讲一个到部队去看望儿子的赵大娘，下了火车迷了路，最后如何被热心人送到了儿子身边……蔡老师就扮演那个赵大娘，用黑墨笔在眼角上画上几道皱纹，把洪伟笑得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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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善走还是善飞（4）
接近中年的洪伟，记忆中充满了少年时代如此鲜活的故事，它们至今清晰如初，不会轻易褪色。行走在农场场部宽阔的大路上的技术员洪伟，每当想起往事，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扑哧一乐——“赵大娘不吃也不喝，两行热泪流下了眼窝……”洪伟顺嘴儿哼哼着当年的曲调，奇怪的是时隔30年，那歌词竟然是一句不带忘的。他觉得自己才是一个有“知青情结”的人，他在人生之初学到的所有知识、他身上那些经常受到老婆表扬的良好生活习惯、他的理想他的勤奋，统统都来自他的知青老师。这一辈子，如果他不主动地到哈尔滨或是上海看望他们一次，他也许会留下终生遗憾。是的，许多知青都回农场来过了，但惟独蔡老师没来，始终没来，一次也没来。每一年他听说老知青回来了，都会怀着热切的期望在第一时间奔向场部招待所。一年一年，他见过了许多人，所有那些明显地变老了发胖了的知青中，却没有他的蔡老师。
羽毛球、乒乓球和排球都能被大风吹走，只有铅球，沉沉地在坠在心底。
蔡老师回城那一年，他已在场部中学上了初中。他不知道蔡老师走的消息，蔡老师当然是不会专程到场部中学去同他告别的。她走得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就好像草甸子上空的一片云彩，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天边。洪伟是在学校放了寒假，回到连队之后，才听爸说起蔡老师走的事儿。爸说蔡老师的对象是个天津知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