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墓里拉出来，以圣贤的形象供奉在神庙里，这一站就是两千多年，至今还是挥之不去的影子。
在舜的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被儒家尊为百善之先的孝，他甚至被看作孝的化身。在成为黄河流域的有虞部落酋长之前，姚重华（舜）生活在一个很糟糕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史载叫瞽叟，应该是个盲人，却是一位乐师，我国古瑟的发明者，根据《史记&；#8226；五帝本纪》记载，舜有着一位缺乏人情味的父亲、一位心如蛇蝎的后母和一个贪婪狡诈的同父异母弟弟。瞽叟和后妻经常叫舜到历山下开荒造田，舜耕不完地，父母就打他骂他。而舜却任劳任怨，从不违父母的叮嘱（这大概就是被儒家们津津乐道的孝吧）。而作为孝和仁化身的舜还把自己开垦出来的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他带动河滨制陶的工匠精心制作，不粗制滥造；在经商时也以诚待人，童叟无欺，不欺行霸市。正因为他谦恭礼让、与人方便、诚信待人的社会道德，人们都愿与之相处，以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所成都”。
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总是觉得奇怪。先农时期，生产工具是以石器为主，铁器和铜器都是昂贵的材料，主要供贵族享受和把玩，还没有大规模地运用于农业生产，所以，垦荒是那一时期绝非轻松的体力劳动，即便真如传说中的那样，舜耕于历山时有大象帮助，但生产工具的低下都使他不可能拥有很高的垦荒速度，所以，把开垦出来的肥沃田地送给别人，这多少有些让人生疑。渔场也是这样，网和罾是那一时期主要的捕鱼工具，而且，养殖业也远不如今天这样发达，基本还是原始的放养。
倘若我们把关于舜事迹的出处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孔孟儒家宣扬的是仁义孝悌，既然把尧（好心肠的意思）和舜作为尊崇和学习的榜样，自然就要让他们具备无上的美德。而且，一向被引为正统史家的司马迁无疑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整个汉代奉行的就是以孝治国，而且我们知道，儒家思潮在西汉时期达到极致。经过他们的渲染和宣传，舜想不成为圣人都难。
但这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舜的政治报复和政治智商。把地、渔场让给别人，以诚经商其实是一种没有任何风险的投资，其结果就是为自己赢得好的声誉和人心。官场上谓之钓鱼，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政界有一句名言，叫屁股决定脑袋，屁股言者，其实就是努力的方向，在所有的努力中，对政治气候的把握和对人才的判断又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前者，可以叫作“政治信仰”，后者，就是朋党了。相比较战国后期的另一个投机商人吕不韦，舜的投资似乎更加明智，也算是倾其所有了。吕不韦是把大量的钱财投资在一个其货可居的人物身上，倘若事情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可能就是血本无归，而且，在中国，人事，从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舜不具备吕不韦的资财，他有的只是一副体力和憨厚的长相。体力所得，用以笼络人心、换取名誉，也算是竭尽所能了。最坏的结果，也无非是遇到咬了农夫的蛇，与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很快，舜的仁和德就受到了高额的回报，最直接的回报就是他的美名被迅速传播开来。当时的皇帝尧对他非常欣赏，把两个美貌的女儿同时嫁给舜，也就是后来几乎很舜一样著名的娥皇、女英。这为舜接近政治中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更加神奇的故事，也从另一方面让舜的孝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一件是，舜做了天子的女婿，后母和弟弟象十分嫉妒，千方百计陷害地。有一天，他父亲命他把仓房上的茅草盖好，等舜到了仓顶，后母和弟弟在下面把梯子搬走，并放起火来。舜事先准备了两个斗笠，火起的时候，他把斗笠绑在双臂上当作翅膀，飘然而下，微笑地站在后母和弟弟面前。另一件是，舜的父亲瞽叟让舜去淘井，舜提前在井底挖了一条通往地面的暗道，所以，当父亲和弟弟一起向井内乱投石块，把井填平时，舜却从暗道逃生。父亲和继母得到了舜4的所有粮食和牛羊，弟弟则得到梦寐以求的两位嫂嫂，并得意地弹起舜的琴。但琴声刚起，舜又面带微笑地出现在门口……
至此，舜进入政权中央的一切条件完全具备。他顺理成章地走进政治的中心。此时，尧依赖的重臣主要是正在治水的鲧和三苗、共工、獾（马）兜。而且，这四人的资历和功劳都远甚舜，舜除了传说中的几种美德外，似乎还没有显示太引人注目的才能，要想在政治竞争中胜出，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唯一的做法就是上演没有对手的竞争。很快，他女婿的身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鼓动下，四位重臣成了“四凶”，陆续被杀。再放眼整个朝廷，已经没有人能称为对手了，政权，就这样逐渐捏在自己手里了。他要做的，就是显示治理国家的能力给岳父和天下人看。这时，实际上可以左右朝廷重大决策的舜再次显示了仁德的一面，启用被杀掉的鲧的儿子禹治理水患。尽管这一着棋给他自己埋下了隐患，但从当时来看，应该是一招妙手。重用政敌的后代，本身就是一个幌子，再次为自己的政治招牌撒上“任人唯才”的耀眼金粉，其胸襟何其开阔？而且，也为自己当初杀鲧找到了堵住众人之口的最好理由：杀鲧是因为他治水不力，绝不是为了清除自己仕途上的障碍。
史载，舜在被老岳父“禅让”为帝之前，已经摄政27年，直到尧119岁去世时，才正式把帝位交到舜的屁股下面。那27年中，我们无法推测尧的心态，那一定是为当初选择的后悔和被架空的无奈。
又过了48年，已是百岁老人的舜把帝位“禅让”给禹。自己却孤独地跑到离都城1000公里的九嶷山，并且死在那里。
这两次禅让，成了令儒家们兴奋的话题，也使他们的立论和破题有了最好的口实。
舜把帝位让给有杀父之仇的禹，应该不算是最后一次政治智商的灵光一现，理解为无奈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因为，那时，整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先后治理过9条河流的禹，已经赢得了最高的声望，象一颗如日中天的政治新星，承载了众人的希望和呼声。倘若真如儒家们所信奉的那样，舜既然具备近乎完美的一切美德，他自然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拱手而体面地把帝位交给禹，然后远身避祸。作为已成颓势的政治老派，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最明智的。
到这里，史家还不忘给老年的舜画上一个完美的尾巴，说他去九嶷山是“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在他“禅让”的“天下为公”之后，又戴上一顶庄严而感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帽子。一个政治完人和美德的化身，被完整地塑造出来。
倘若舜真的公务出差南巡，后来千里寻夫的娥皇女英，为何连自己丈夫的行踪都找不到，从而挥泪竹斑，谱写下了千古不朽的爱情绝唱呢？这，只有4000年前的先人们才知道。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熊横的熊样
无论是从官僚体系来审视，还是从民本角度去衡量，楚顷襄王熊横都不能算个好东西。先不说他在位期间如何宠信佞臣，如何骄奢淫逸，致使“群臣相女石以功，谄谀用事”，这大概可以算是古代帝王的专利，原是说不得什么的。但是，曾经强大的楚国毕竟是在他手里一度衰弱甚至濒于亡国的边缘，这就无法原谅了。
而从我等小民的眼光来看，一直被看*国诗人代表的屈原，后来之所以自沉汨罗江，一方面是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彻底结束，这对于一个曾经大权在握、颇受重用的政治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失衡，但更重要的，是他对国家的失望。屈原的失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身被逐出朝廷，远离了参政和治国的中轴线；二是听闻楚国都城郢被秦军攻破。直接下令驱逐屈原的，是熊横，而导致国都沉沦的，也是熊横的治国策略。
的确，历史书上记载，楚顷襄王熊横在即位之初是很混蛋的，整天花天酒地地和一帮顽主鬼混，这群人中，就有那个*儒雅、词赋文采、貌美如花的宋玉。这个人挺不是玩意的，原本是屈原的学生，却不但没有集成老师忧国忧民的特点，反而可着劲撺掇熊横怎么吃、怎么玩、怎么欣赏女人。
这是很投熊横下怀的。因为在熊横继承王位之前，先后在齐国和秦国当人质。当人质尽管可以捞取政治资本和借机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但人质的滋味应该很不好受，虽然贵为王子，但毕竟是在别国的地盘上，吃住行都不得不节俭，而且身边到处都是别国的眼线，得仰人鼻息，处处谨慎，稍微高调一点，就有生命危险。最重要的，人质本身就是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一旦国家利益所需，自己的父兄很可能丢车保帅。春秋战国期间，被牺牲掉的人质，绝对不在少数。正因为人质的不安全性，那个赵威后才不愿意让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出使”齐国，而且对群臣说，谁要再劝我送走儿子，我吐他一脸口水。
现在熊横回来了，而且当了国君，自然我的地盘我做主，先要加倍补偿原先受过的苦。有这样心态的人，注定是没有远大志向的主儿，脑子里是分不清主次的。他的父亲楚怀王被秦国骗去入了大狱，而且秦军又在楚国边境上虎视眈眈，他却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隐忍图强，也没有燕太子丹的倾力一击，而是一头扎进酒池肉林享受一番，这不是昏聩还能是什么呢？
说实话，熊横尽管脑子不够用，过于贪图物质享受，但还不能算是暴君，甚至，还透着些傻傻的可爱。他没怎么杀过人，不象有的诸侯动不动就砍下人家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