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务，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是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而*也推行过农村的基层选举（不是指现在的村民自治）。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政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的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懂得选举与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用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促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2）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意识有所觉醒，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国民党员的清一色，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在历史上*进行的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选举。在整个抗战期间，*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由于*对于底层社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这是当时根据地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很明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对于*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权入手的。*的敌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想到了选举。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3）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权之外。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确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与某些人认为“三三制”是为了保证*地位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有丧失地位，在*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