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的文化，也没有*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对是否处死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最后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赢了，下场也很悲惨，破家是肯定的了，最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这个人命大，平安无事，回到家乡也会被官府视为刁民，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清朝道咸年间云南乡绅杜文秀，就是因为上控，控到最后逼上梁山，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变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
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古代民告官的宿命，在今天依旧在某些地方延续。辽宁抚顺一位开发商，只因为曾经告过抚顺市的一位领导人，令这位领导人感到很没面子，居然就授意一个来历不明有过前科的无业人员，设局陷害这位开发商，不仅骗钱索贿，而且要置人于死地。幸好，这位开发商中途识破了骗局，把这位领导人举报到辽宁省纪委。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位抚顺市领导人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之后，这位倒霉的开发商却被一个接一个莫明其妙的官司缠上了身，所有财产连孩子的东西都被查封，无辜入狱，被无罪释放之后，依然有被再次“弄进去”的危险，不得不东躲西藏，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告官的民，无意中触犯了两种潜规则。其一，凡是做贼的人，最痛恨的，就是被人举报，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要报复，残酷地报复，因为如果容忍这种举报，他们偷窃的生涯就会遭遇致命威胁。同理，凡贪官被举报者，不仅被举报的人痛恨异常，其他同病相怜者，会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一样会痛恨举报者，因为他威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不法官员的整体。其二，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官员，还有人有意无意当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如果碰巧这个官员是一把手，那么他更觉得天老大，他老二，不仅是民之父母，还是民之霸王，举报者不仅是破坏自己的威信，而且是破坏秩序，破坏伦理。
国家必须下大力气反击这种恶意报复，无论它是来自一个人，还是来自一群人—— 一群有权有势的人。只要把报复行为遏制住，自然会有人乐意出头举报，那么，贪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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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之忧（1）
重大事故问责制度的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的是为了强化安全管理，把官员的乌纱帽与事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起到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作用。
问责制度实行的现状是，但凡发生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直接和间接负责的官员一律按倒，就地免职或者建议辞职。
只是问责的这种威慑，起作用的机理，未必尽如制度设计之意。官员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通过正向的努力来保住乌纱帽。但是也可能在出事之后，隐瞒实情，将死亡人数通过特殊处理降下来，使重大事故变得不那么重大，从而也可以保住乌纱帽。
在现实中，采取第一种措施，命里注定要困难得多。就煤矿而言，众多小煤窑、矿窑，虽然很多都涉嫌滥采滥挖，安全不达标，但开矿容易，关闭则难，整治难度之大，真是难于上青天，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官场关系，涉及地方保护，涉及对外燃料原材料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国有大矿，加强安全投入、购买设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职工培训，都不仅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有得力的干部主持，花大精力投入。现在，为官一任，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载，往往整治未了人已下台或者调任。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整治期间，自己的辖区就不出事，有时候由于正在调整，秩序反而更乱，出事的概率甚至可能更高，一旦出了事，功夫精力和资金白搭，跟那些什么事都不做者一样，接受处分。
相对而言，采用不正当的欺瞒，固然会冒一旦露馅遭到惩罚的风险，但是，一来反正都是个“死”，冒险一下，说不定就瞒过去了。二来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瞒住的可能性，防火防盗防记者，只要把媒体控制住，就*不离十。前一阶段网上盛传江苏一个县，化工厂出事之后，全县上下立体动员，最终使所有媒体记者铩羽而归。
压力之下，不能对官员的道德觉悟有太多的期待，非让他们选择的话，我想多半是会倾向于选择不作为，出了事再设法处置，能瞒则瞒，实在瞒不了，则自认倒霉就是。也许更糟的是，真正老实作为的官员，在事故处理中，未必会比那些耍奸弄滑的人下场更好，往往恰恰相反。老实人吃亏，是现阶段官场的严酷现实，很多时候，耍滑者作的恶，最后却是老实人顶雷，这种现状，无疑起了鼓励人们作伪的反向激励作用。
因此，我不知道现在的问责制，能否最大限度地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是不是会导致事故还是事故，但大家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隐瞒上面，一面人为地“减少”死亡人数，一面暗中安抚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问责的力度越大，做官的风险越高，官员们趋利避害的动机也就越强烈。
在历史上，一种制度的设计，最后达到的效果跟设计初衷完全相反的事是很多的。比如中唐之后，设置监军，原本是为了防止军队叛逃，但监军来了之后，不仅叛逃问题没有解决，将领反而对宦官的指手划脚更加反感，即使不叛变，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废相，朱元璋是为了防止大臣专权，大权旁落，但结果却造成了太监专权，而且专权得非常离谱，比大臣专权还要糟上一万倍。
因此，现在的重大事故问责制，大有完善的必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问责制之忧（2）
首先，不仅应该有行政系统垂直的问责，更应该有同级人大的平行问责。在理论上，地方官员都是人大选举出来的，理应由人大出面问责。只是目前人大制度还没有真正起作用，更多地起一个仪式作用，事实上，只要人大制度被激活，赋予这个制度宪法上应有的权力，人大代表切实负起责任来，这种问责就会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于人大代表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设，包括安全建设的关切度要高得多，会鼓励官员向这方面努力，而官员要想隐瞒事故，在当地人众目睽睽之下，也要难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这种问责，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员隐瞒，促使他们向加强安全方面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问责，应该事实求是，把责任细化、科学化，该是谁就是谁，该负责多少，就惩罚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数，只要出了事，就全体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数可能差不多，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比如歌厅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导致大量人命伤亡，跟矿难同样的人命伤亡，根本就不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行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属于高危行业，尽管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减少事故，但完全杜绝事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样是矿难，原因各有不同，失职失责者有之，属于天灾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问责，应该有所区分，把责任算到细处，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叶，笼而统之。更不能因为民意群情激愤，需要有人负责，就扩大处罚的尺度。这样，才能做到让受责者口服心服，真正达到遏制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应该为媒体监督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的确出现过一些假媒体借机敲诈，以及某些不良媒体借机牟利的问题，但是，毕竟作伪的官员真正害怕的还是让事件见光，如果媒体监督的渠道畅通，不仅官员的正向努力会得到鼓励，不良媒体的行为也会受到遏制。媒体监督，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监督，这种监督，无论制度设计多么严密，都是必须存在的。
自古以来的中国制度建设，都喜欢就事论事，因事设制，为了特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补丁，不大注意这些补丁跟整体制度的协调。就问责制度而言，必然涉及中国现存的干部制度，不对这个制度做整体性的修正，仅仅着眼于应急，最大的可能，往往会救了眼前而损害了其他部分。
18世纪末，英国人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要跟中国建立平等经商关系，结果因为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中国朝廷的三跪九叩之礼，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当年刘邦做亭长的时候，偷鸡摸狗无所不为，做汉王的时候一边洗脚一边就见客了，但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