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剪绺贼这才看出他们不怀好意，便以敬酒为名，起身巡行一圈。待其回座再饮数杯后，强盗们又请他“献技”，语气已近逼迫。剪绺贼淡然道：“各位摸摸脑后。”众盗不解其意，都反手一摸，不得了！各人脑后的辫子全不见了，连何时被剪去的也不知道。剪绺贼嘿嘿冷笑，把他们的辫子从袖管里一条条掏出来搁在桌上，拱成一堆。群盗大惊，一起拜伏请罪，恭恭敬敬地把他和货队送走了。
偷儿以身手敏捷的剪绺术慑服群盗，这可正应了一句老话，“强盗碰上了贼爷爷”。认真讲求起来，“贼”也委实不枉担这“爷爷”的尊号——各种类型的古代流氓犯罪行为中，论“技术”精良，的确以偷儿窃技为第一等。仔细推敲，似有三条原因值得重视：
一是讲究传道受艺。从史料记载看，凡手段高明的偷儿在入此道时，都拜富有经验和绝技的惯贼为师傅。如清代安徽巨偷吕二，以钻穴、逾墙、剪绺、探匙等窃术分类授徒，“其避光匿影、绝声灭迹之法，暇目辄为其徒口讲指画”（徐珂《清稗类钞》），促成作案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讲究结伙行动和角色分工。如踏勘地形的叫“踩点子”，行窃时放哨的叫“巡风”，替主窃者打掩护的叫“护托”，得手后传递赃物的叫“过托”。俗谓“捉贼捉赃”，所以一般偷儿团伙又都有专门窝赃的“窝家”，这种角色从不参与作案，很难被人怀疑上。
三是讲究诡计取胜。即便是结伙作案，也以各显神通弥补主窃者之不足为特长，不比有些流氓类型专恃人多势众，强夺硬劫。试举数例古代偷儿常用的伎俩：
一叶障目，即障眼法。如贼扮顾客去缎庄，以选料裁衣为托，让伙计把货架上的绸缎卷子一件件搬到柜台上看货，等绸卷堆起多了，他猛地抖开一匹；左手扯出几尺面料往身上一盖请伙计品评，右手就在此遮蔽下把柜上的绸卷塞进自己袍襟内。待从容离开时，店伙因柜上杂乱，往往对失窃毫无察觉。
对卖调包，即以相似的物件偷换行窃。明清时，常有偷儿以此术往银楼中窃取贵重首饰，全仗手法敏捷。
声东击西，如《随隐漫录》举南宋时临安偷儿窃术：受害者挤在人群中看人摆场子卖药，但两手始终护持缠在腰间的大钱包不放。偷儿搭档来了，护托的捡根树枝对其脖上一戳，就在他伸手抓痒的一瞬间，钱包被主窃者解开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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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碰上贼爷爷（2）
调虎离山，如前述惯偷吕二，听说邑中富豪娶亲，妆奁极丰，即率徒弟杂在看热闹的人群里，混进喜堂。过一会儿，一个徒弟手提事先备好的包袱往外疾行，一个徒弟高喊捉贼。趁着众人赶紧去追的当儿，吕二立将堂上陈设的贵重物品席卷一空。等众人追上那当托儿的同伙，检视包袱情知误会后再回转时，吕二早已连人带赃跑得无影无踪了。
拍花闷香，此乃不断袭用之老谱。“拍花”即小偷在深巷内等候受害者走近，突以洒有迷药的绢帕捂住对方口鼻，使之昏迷后，尽窃随身财物而去。“闷香”即夜携具有麻醉效用的闷香进入人家点燃，使合室人昏迷后，席卷而遁。这类药物配方，大都由师门传授。
活鬼要发死人财（1）
西晋太康二年（281），一个风高月晦的晚上，坐落在河南汲郡（今汲县）荒郊野外的一处战国时代的陵墓被人掘开个豁口。躺在棺椁内的腐尸是500年前南面称孤的魏襄王，掘墓者是当地的一个偷儿，名叫不准
不准像只田鼠似的，从自己凿通的豁道里钻进了魏王墓。墓穴内漆黑一团，他伸出双手四下摸索，抓到了一把竹片，即将竹片点燃照明。火光闪闪中，贪婪的偷儿瞪大贼眼，竭力搜索并攫取墓中每一件值钱的物品，然后满载离去。天色将晓时，有早起的乡农远远看见古坟中余烬闪烁，忙跑去报官。及官中派人来查看时，现场除却暴陈烂棺的腐尸外，只剩下一枚长约二尺五寸的铜剑和塞满陵室的竹片了，因为曾被偷儿点燃当照明物，不少已成灰烬。
竹片上用黑漆书写着蝌蚪文，这就是纸张发明前古人用来记事作文的“竹书”。竹书装了几十车，全被送到京师洛阳，经著名学者束皙等人考订整理，一共编定出古书16种75篇，其中包括至今被史家视作珍籍的《竹书纪年》。最让人痛惜的是，由于偷儿的肆意践踏并燃简照明，有七篇竹书因残损严重，再也没法辨识原貌了。
西晋政府下令严缉暴殄文物珍籍的罪犯，方幸得手的窃贼很快便落入法网。到唐人纂修《晋书》时，便根据官方存档，赫然写上了“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一个小小的盗墓毛贼居然名垂青史，这在官修正史上是个异数，恐怕连不准本人也没想到过。
盗墓这种勾当，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偷窃行为。春秋时，孔子去参加鲁国摄政季平子的丧礼，见其亲属正要将国君佩带的玉器放入他的棺椁中陪葬，连忙上前阻止说：“放如此贵重的宝玉陪葬，岂不是要让死者暴露尸骸于荒原？”贵为摄政王者尚未入土，孔子已经先担忧起陵墓被人发掘的可能性，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盗墓风气已十分猖獗了。
墓穴乃死人葬所，这等阴森可怖之地而引人入胜，关键在于自西周以来逐渐扬厉的厚葬习俗。富贵人家的墓葬，棺椁必重，陪葬必厚，珠玉货宝，衣被珍玩，以及死者生前使用的名贵器用等，大量地随其入土。于是许多以偷盗为生的窃贼，竞相把攫取目标由活人转向死人，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作案时风险小并容易遮盖犯罪形迹，从而减少了遭捕被究的机会。《吕氏春秋》点明这批盗墓贼的社会渣滓身份：都是些不顾从法令、不听从父兄教诲的子弟。凡用釜吃安分饭的乡邻们都要群起驱逐他们。他们畏惧耕田砍柴的辛劳，又贪求美衣侈食的享受，小聪明便耍在干坏事上，遂结成掘冢盗墓的团伙，日夜凿道钻穴，偷窃瓜分坟内的葬物。据《汉书·地理志》载，彼时赵国、中山国等地方，盗墓几乎泛滥成灾。再看杂书上有关历代流氓犯罪的史料，差不多都有这类勾当的记录。如汉初时黑社会的巨枭郭解手下，就有一大帮专以盗掘坟墓为能事的喽。
古代窃贼盗墓的方式，大致依发掘对象规模的大小，分作两类。倘是颇具规模的陵墓，通常是团伙作案。他们或者是于陵墓附近盖房，然后在房内挖掘通往墓穴的地道，利在“施工”从容而不露形迹，或者是聚群力连夜剖掘，利在“速决”。倘是一般坟丘，或虽具规模但防盗措施简易者，通常是两三个人乃至单体作案，多为估准棺位，掘个洞钻进去。为遮掩形迹，洞口愈小愈好，不少盗墓贼都特为练就了在仅可容身的通道内仰进俯出的本事，有人甚至能俯卧尸上，在没法转身的极窄空间里，将死者衣裳一件件反穿在自己身上。“专业”的掘冢贼多使用一种专为盗墓用的“洛阳铲”，也称“探铲”。铲头为半筒形，既可装柄，亦可系以长绳，下探至数十米处，再根据铲头带上的土质判知地下堆积情况。这玩意如今已成为考古勘查的常用工具，倒是古代窃贼始料未及的。
活鬼要发死人财（2）
封建王朝历禁盗墓，如唐代刑律规定：掘冢者流配，开棺者处绞刑。但法网再密，怎抵罪犯之欲潮汹涌呢？
劫质绑票索赎金（1）
赵广汉是西汉昭宣时期的大臣，曾因代理京师长官整肃社会治安获得舆论称赞，并被实授京兆尹。《汉书·赵广汉传》里，收有不少他同犯罪团伙斗争的事迹，其中有两例是专讲绑票的。一是某日，长安恶少数人，在僻冷穷巷的一间空房子内聚会，计划劫持某人，向其家属勒索。商议未定，赵广汉派出的缇骑已将他们包围。经逮捕审讯，皆供认犯罪预谋不讳。一是长安有个富人苏回，靠捐输财物，在皇家羽林军里得一郎官职务。两个不法分子觊觎他家产，遂将他绑架。移时，赵广汉亲自率人赶到苏回被羁押所在，自己站在庭院里，派长安丞龚奢去叩屋门，同绑匪谈判。龚奢遵照赵的嘱咐，温言善语道：“京兆尹赵广汉多谢两位，千万别杀人质，他是皇上的宿卫官员啊！你们若释放人质，束手伏罪，京兆尹保证善待二位。如果有幸遇上大赦，还可解脱罪名，赦免回家。”两个人没想到官府追捕如此神速，都吃惊不已，决定接受龚奢的劝告，开门自首，向赵广汉叩头认罪。赵广汉见苏回安然无恙，也高兴得跪下来向两个罪犯道谢：“郎官还活着，赵广汉感谢你们的厚爱。”
《汉书》作者述此两事的本意，是想说明赵广汉“发奸伏”的能力。但读者亦可从中感受到即便在这位长官的治理下，京师的绑票犯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作案者在勒索不成或遭官司缉捕的情况下，随时有杀害人质的可能，使官府常常处在被动地位。要不然，何以堂堂京兆尹还得派人向罪犯求情，乃至跪下来相谢呢？
到了东汉时，京都洛阳的流氓劫人质勒财物的活动，比西汉益甚。《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的儿子才十岁，在家门口玩耍，被三个恶棍劫走，关在某处楼上，通知桥玄拿出钱来赎人。桥玄不肯。这时，司隶校尉率领河南尹、洛阳令等赶来了，恐怕绑贼撕票，不敢强行捉拿。桥玄高喊道：“奸人无法无天，我身为大臣，岂能为保一小儿之命，让恶棍逃脱！”促令强攻，结果其儿子被绑贼杀害。事后，桥玄专门请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绑票的，一律不许受害者家属用钱财去赎票，必与绑票者一并杀之，以绝奸路。”用管住受害者家属的办法来消极应付绑贼勒索，甚至不惜牺牲人质，略见东汉政府对于城市流氓绑票活动的无奈。
唐宋以还，城市流氓的绑票对象益加向富家小儿集中，一则作案方便，二则油水肥腴，三则勒索成功后，因小儿无知，不易暴露行藏。《二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