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挑明，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个黄昏，我是独自站在父亲凝望我的那棵树下，悄悄流了泪的。
父亲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十七岁初入大学的那年。刚入大学的时候，寝室里住了四个同学，每个人都有一只袖珍收音机，听听节目，学学英语很让人眼馋。我来自乡下小镇，家里穷，能念书已是一种奢侈，自然就别再提享受了。后来，与其说是出于对别人的羡慕，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我走了六十里地，回到家眼泪汪汪地跟父母说，我要一只收音机。父亲听了，只知一个劲地叹气，母亲则别过头去抹泪。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到学校找到我，将我叫到一片树林里，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我手上，望着我定定地说，孩子，别跟有钱人家的孩子比了，记住，不喝牛奶的孩子也一样长大！伸开手掌，正是一只我心仪已久的袖珍收音机。事后才知道，父亲是进城抽了500CC血给换来的。
父亲没能活到六十岁便猝然病逝了。就在那一刻，还压根儿顾不上对父亲尽孝道的我终于发现：无论儿女多么自信坚强，天下父母总希望自己能呵护他们一生的啊！是的，父亲虽然没能扶携和目送我走更长更远的路，但是父亲一生积攒的种种力量，已渗透到我生命中来……父亲一直活着，因为在我的心里，父亲永远是一尊不倒的丰碑，更是我堪以默读一生的大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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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
邓皓
暑假，母亲去了乡下。每年也就是妻儿暑假时间充裕一些的时候，母亲会随我们去乡下住上一些时间。
到今天，母亲到乡下住了整整一个月了。老人在一个家庭里的位置，似乎是不好怎么说的，在的时候，平常、轻微、习惯、理所当然，似乎都是；但不在身边，生活似乎一下子就乱了起来，每天上班，就暗自叮嘱自己记得带好家门钥匙；下班了，又有那么些凌乱的心绪，母亲在的时候，一直吃饭不要当心是个事儿的事儿，突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事儿，妻子使出浑身解数做出的饭，我和儿子总是很少买帐，我们吃得费劲，妻子也足够担心，每顿饭下来，妻子就说，下顿求求你们去吃馆子好吧，而大热的天，下楼都成奢侈，吃饭还满世界车圈，这个似乎是不成立的事情。于是，耐性还算不错的妻子终于一天爆发了：近乎凄厉地申斥我们父子俩：我一早起来搞卫生、洗衣服、跟你们买早点，一会这个一会那个的，你们把我当成机器还是人啊……说到这个的时候，妻子似乎意识到什么，突然猛地噤声，而我的心却突然地酸楚起来，妻子说的这些个承受不了的苦楚，原来都是我母亲几十年默默里做的，一直坚持那么好，那么平静，那么无怨而悄无声息……
儿子私地下就在我耳边叨念：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呢？说得家里很伤感的气氛都要有了。是的，那些平静悠然的日子里，母亲那么可有可无，终于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想起母亲的重要了。
母亲年老了，在家的时候，就像一颗微尘，没有声息，只是习惯着尽责地去做她早已习惯的事体，一天里做好三顿饭菜，料理所有家务之外，剩下的最大的两件事就是：中午的时候，等孙子回家；下班时分，静候儿媳下班。每次母亲的感觉都很对，在门扉要被叩响的时候，就从自己的卧室出来，在客厅里端坐着，习以为常地等。一般过了正常的时间，我的手机就会响起来，是母亲打过来的，母亲一辈子只记得两个手机号码，是我和妻子的，她拨一个手机号码，要花去我们播几个号码的时间，但她每打一次手机，心情都是沉甸甸的状况下拨响的——儿女快乐着平安着的时候，手机永远都不会有母亲打来的电话。这，也或许是天下母亲的特征吧。
以前我每每外出，晚了没回家，母亲就睡得不塌实，她总是频频到我儿子书房去看楼下我泊车的位置，如果我的车稳稳地泊在那，母亲就可以安稳地睡了。后来，有一天母亲推门时刚好我儿子醒来了，第二天儿子好像无意说到昨晚上给奶奶吓着了，自此母亲晚上不到我儿子房间查看我的车了，但她想出了新的招数：她起来看门厅里摆放的鞋，我的鞋子如果安然地摆在门厅过道，母亲一晚就会睡得安稳塌实，有一天我深夜回家，不知怎么把鞋子放在了阳台上，一晚上母亲就没安稳，天亮的时候，母亲终于打通我电话，我迷迷糊糊应答一声“我在家啊”，母亲一听，惊惧得犯了错事一般把听筒匆匆给挂了……母亲就是这样为着儿女苦累着心甘着的。
前些天里，母亲在乡下度过她七十五岁生日，生日那天，我给母亲打去电话，我还没来得及给母亲说上生日祝福的话，母亲就说：你好好吃饭了没，工作的事情没什么压力吧？我踌躇着还不知怎么回答，母亲就让我把听筒给了我身边的儿子，电话里就听着她说：奶奶不在，妈妈没给你饿着吧，你爱吃的什么妈妈都给你做了没……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待挂了电话，我才发现：我们真的没有机会跟母亲做什么，哪怕在母亲生日的这一天，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轮到跟母亲好好说一声：生日快乐！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委屈时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你生命，给你一个家，不论你多富有，不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
这是阎维文唱给母亲的让许多人落泪的歌，这也是我母亲最真实的写真，人间最小天下最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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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的春天
邓皓
我的一篇散文《母亲的电话》，被中央电视台拍成了电视散文，播出后感动了许多孝与不孝的儿女。
我把电视台给我的样片带回家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却一语不发。良久，母亲说：“我并不是生来就如你写的那么平凡。”
母亲的话让我惊讶，也颇感新鲜。一直以来，我就以为母亲是那种自认平凡、甘于奉献的传统女性，而我笔下的赞美正好印证了母亲的一生。
我找到大舅，让他谈谈我的母亲。
大舅告诉我，母亲年少的时候也有梦想，她爱极了家乡的花鼓戏。母亲有一副动听的嗓子，也有不错的表演天赋。母亲想当“角儿”。但是，母亲年轻时体形偏胖，而且个头较矮，所以，母亲一生最大的风光就是在村里搭的戏台上唱过几回。一次县里来招演员，母亲喜孜孜去了，没想那考官见了母亲，压根儿不看母亲的表演，只冷冷地扔下一句：“你这身段上不了戏台，也当不了‘角儿’，请回吧。”母亲抹着泪回家了。自此几十年不开口唱曲。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有一年春节，看着李谷一在晚会上唱歌，母亲就极尽钦羡地喃喃自语，她人也是胖的，个儿也不高，为何她就能上得戏台，为何就能当成‘角儿’？现在想来，母亲的言辞里深藏着她不灭的梦想。母亲一生从没恨过任何人，如果有恨，母亲肯定只恨灭了她少年时梦想的那个人。
儿时，我家的屋后有一方小潭。潭里积着的是一汪死水，一到春天，水就活了。我不信，母亲就在一个下雨天拉我到水潭边，对我说：“这水不是活了么？”我现在更深地敬慕母亲：有人那么伤害过她，但她甚至连一汪水也舍不得去伤害。
以母亲对待死水那样的胸怀去呵护每个人的心灵，这世间就会少了许多遗憾，多了许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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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姐，寒夜里的星光
邓皓
她是当时一家颇为走红的杂志社的编辑。我未来西安之前，一直是她的“铁杆”作者，有几篇由她编发的文章，还很是火过几把。所以对她的情况我早已有些了解：她丈夫在深圳工作，她带着11岁的儿子在西安。我到西安后，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了，遇到不坐班的时候，我常去她们的编辑部聊天谈稿什么的。一开始到杂志社时，我手头没有作者群，工作一时无法展开，也是她把一些得力的作者介绍给我。甚至引荐我跟一些好作者见面。后来当自己谙熟编辑之道后，才知道一个编辑能把自己的得力作者介绍给同行（且在同一地域工作），这一举动是多么的难得！
一次周末，快到下班时分的时候，我接到她的电话，让我赶快去大雁塔附近一家有名的风味小吃店吃饭。按理说，她是我多年的编辑，哪有编辑反过来请作者吃饭的道理啊！我正欲推却，电话那头的口气已十分果决，不容我分辩。我只好放下案头的活儿前往了。到了那家小饭馆，便一眼发现她和她儿子在已订好座位的餐桌上等我了。她笑盈盈地说：“今天请你出来吃个饭，算是大姐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工作的支持。平常孩子他爸不在家，我带着他挺忙的，也很少在家正儿八经地做顿饭吃，今天遇上周末，我特别请你来聚一聚。”她身边的孩子也机灵地对我点头微笑。那亲切的氛围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也让自觉无功受禄而有些拘谨的我顿时心情释然了。她们母子俩的温情，使远离家乡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只有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温暖。临别前，她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交给我一个信袋，我以为是交给我的稿件，随手接过便分手了。坐在回家的巴士上，我拆开信，一下便傻眼了：原来信里还夹着500元钱！我赶忙展信来读：
你是我多年的作者，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人，所以，我首先要告诉你，我这样做并不存任何的同情心理。从你的同事那儿得知有关你的情况，知道这些日子你过得很艰难，这从你日渐消瘦的面容中也看得出来。我孩子他爸也是一个人在外闯荡，我能理解一个人独在异乡的艰辛。既然你把我看成大姐一样的知心朋友，想必出自朋友的关怀是能够接受的吧。这500元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