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曾说过：“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0年1月14日在一次中纪委会议上也指出：“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
当年曾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他还说：“刘青山、张子善最后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至今我认为，我们党在‘三反’、‘五反’期间，根据广大干部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对刘、张这样的高级干部采取果断措施，处以极刑，是完全必要的，处理得及时，处理得对！”
许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共识：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是啊！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两声枪响，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就像两声浑洪的警钟，震荡大地，穿越时空，摇撼着数代中国人的心。它实际上是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做李自成！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允许*！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自己肌体的侵蚀！同时，也是再次告诫每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手中权力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高，都必须加强学习，加强世界观的改造，防微杜渐，克己奉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
对于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刘、张案件的发生和处理，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危险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兴起和深入发展，形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反腐肃贪大风暴——“三反”运动。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
从1952年1月起，“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走向高潮。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三反”斗争中，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待，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
北京市是率先动员群众广泛参加“三反”运动的地方之一。1951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北京市如何开展“三反”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要求各单位领导同志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系统深入地检查，并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进行广泛检举，使“三反”运动能够迅速在全市展开。
12月20日，北京市委、市协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彭真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贪污浪费现象仍很严重，不仅一部分旧工作人员贪污恶习仍然存在，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我们反贪污、反浪费的具体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同时，彭真还提出了开展运动的具体办法：第一，市和各单位都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首先检查本单位，然后在上下级和同级间进行互相检查；第二，动员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动坦白、自动检讨，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党员干部到非党员干部，不得例外；第三，普遍动员全市人民，首先是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举。
12月21日，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任主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和蒋光照、张鸿舜、傅华亭等市领导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的“三反”运动。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12月28日，北京市又召开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彭真再次到会动员，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议。
为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北京市成立了代表彭真市长与广大市民群众见面的“市长代表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923人组成，分为253个小组，分赴全市各区派出所管辖的警界，登门入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务使“三反”运动家喻户晓。仅仅四天时间，“市长代表工作组”就召开群众大会300余次，各种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了7000多户家庭，直接受到宣传的市民在30万人次以上。工作组还收到检举和坦白材料10986件，经甄别，属于“三害”范围的有9800多件。对工作组取得的成绩，彭真十分满意，他还专门写信向全体市民表示感谢。随后，北京市成立了由副市长吴晗和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负责的处理委员会，根据有问必答的原则，处理群众检举的问题。北京市的“三反”运动就这样紧锣密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党群机关干部多、党员多，也是最容易出现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现象的地方。北京市委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党群机关作为开展“三反”运动的重点部门，首先确定在市委机关、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北京日报社、人民艺术剧院、市文联、文艺处、美术工作室、市中苏友好协会等11个单位开展运动。这11个单位有工作人员2771人，其中干部1952人，工人281人，勤杂人员440人，战士41人，学生37人，保育员16人；党员887人，占，共青团员473人，占，*党派七人，占，群众1404人，占。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2）
充分发扬*，召开群众大会，揭露贪污分子或促使其坦白，是开展“三反”斗争的有效方法之一。共青团北京市委所属青年服务部的青年补习学校，帐目混乱，其负责人马钧拒不接受群众的检查，也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团市委节约检查委员会就重点对受马钧指使、被迫制造假帐的会计王云霞进行说服教育，终于使她主动坦白，交待了所有问题，并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检举揭发了马钧的贪污行为，马钧被当场逮捕后，接着就有六七个人上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问题。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在群众大会上逮捕了贪污分子杨林后，立刻有人上台控诉了贪污漏税、压制检举的艺术工厂厂长刘岘和他的妻子、厂行政科长王卓君。这种群众性*大会影响非常大，效果也很显著，既动员教育了群众，同时也给贪污腐化分子以强烈震慑，极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经过发动群众，首长带头检讨，普遍开展坦白检举，进而检查、调查、查帐、算帐，开斗争会以及反复交代政策，北京市在党群机关的11个单位*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者527人，这些人共贪污12亿多元。在这527人中，从政治面貌上看，共产党员74人，占14％；共青团员50人，占；*党派4人，占，群众399人，占。从职务上看，局、处长以上干部四人，占；科长38人，占；一般干部360人，占；普通工作人员125人，占。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最为典型的贪污腐化分子是秦其芳和张春久。秦其芳原是北京市妇联生产部代理副部长兼挑花厂厂长，此人早在1948年任石家庄大兴纱厂合作社主任时，即假造和私立帐目，违反政策骗购棉纱卖给奸商投机倒把。1950年去四川购买生产原料时，又用重报和多报帐等方式，贪污货款8200余万元。张春久是原北京市总工会店员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他不但贪污受贿400余万元，还帮助奸商盗窃国家资财。
北京市党群机关在揭发出一些贪污、浪费现象，并清出一批贪污腐化分子之后，机关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现象也充分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机关内部长期缺乏正常的*生活，群众的意见和诉求没有通畅的渠道反馈，造成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一些隔阂。贪污浪费问题的存在又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恨。北京市委因势利导，在深入清查贪污腐化分子的同时，在党群机关展开了反官僚主义斗争。
按照市委的要求，党群机关各单位的领导必须当众检讨，检讨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铺张浪费、不严格遵守财经纪律、缺乏全面观点给国家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二是缺乏*及群众观点的工作作风问题；三是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和理论业务学习领导不力的问题。
北京市党群机关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比较严厉，领导干部几乎是要“人人过关”。开始时，有少数单位的领导，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躲躲闪闪不敢与群众见面。但是，群众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且越来越高涨，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抛开面子，向本单位的群众进行检讨。少数领导干部因群众对其检讨不满意，甚至检讨了三四次。领导主动检讨，群众敢于批评，由此大大推动了“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3）
北京市还率先把运动推向了对腐蚀干部负有重大责任的工商界。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结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在一个多星期中，各行业开会已达3125次。……现在公务人员和公营企业员工中，已有7000余人坦白了有贪污或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其中贪污公款在100万元以下者7171人，100万至500万元者362人，500万元至1000万元者31人，1000万至5000万元者33人，5000万至1亿元者三人，1亿元以上者两人。工商界已有1659户坦白并检举了2923人有贪污或行贿行为。”
北京市委还发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